留将几许写黔东——回忆学习情况片断（2/2）

回到教室，又专注于新知识的接受。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地消化掉当天得来的新知识，做完教师留下的各种习题，以便腾出夜晚时间，充分地应用于复习功课上。大家认为，夜晚的干扰少，是复习功课的最佳时机。

晚饭以后，稍事休息，或散散步，或处理些必要的生活杂务，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学习。那时候，学校发给每人一盏盛油的灯和灯座，每月一斤木油和一卷灯草芯，由学生自己保管。教室人多，易受干扰；木油灯烟浓浊，污染空气，不利于健康。为此，大多数同学都愿意离开教室，自寻出处。于是在食堂、理化教室、边旁空屋，以及走廊尽头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都被选作为临时书室，在昏暗的木油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用起功来。什么叫做勤学苦练？什么叫做废寝忘食、发奋忘倦？你只要在那个时候到高中部各处去走走，便可以随处见到一灯荧荧，剪芯自照，埋头苦学，万籁俱寂，你就可以从中体会出那股劲头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高三时所特有，我在高中读书三年，亲眼见到前两届老大哥们苦读的情况，我们不过是把他们夜读的习惯沿袭下来罢了。

学校规定，下午了有关新旧文学书籍、唐诗宋词，有位同学较系统的借阅了化学书籍，他们在这方面都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知识。还有些同学借阅了哲学、音乐、绘画等读物，都取得了一定的收获。我在高一时曾借阅英汉对照《天方夜谭》一书，这对我英文水平的提高很起作用，对其中某些重要故事情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有这样情况：图书馆藏有《普通化学》、《普通物理学》各一本，原是大学一年级教材，内容丰富，说理清晰，据说战前曾有中学把此书分别作为高二、高三课本的。不知什么时候起，三中的高二、高三同学也分别把这两本书视为珍宝。无奈书少人多，大家都希望能先借阅为快。我曾看到当时借书的情况：新学期伊始、图书馆首次开馆借书，同学们早就挤立在门首，馆门一开，蜂拥而入。图书管理员根据以往经验，早把书准备好，注视着谁先进馆就先借给谁。同学之间也有这样的谅解，先借得书者可以根据教学进度，优先选阅有关章节，但要负责及时组织传递给其他同学阅读。

当时学校鼓励和协助同学组织学科研究会，通过自学、互学等方式、达到提高学习水平的目的。我知道的有国文、数学、理化三个研究会，学生不论年级，自愿参加。主要活动有不定期举行座谈讨论，介绍自学情况及遇到的问题，相互讨论解决，或围绕某个专题讨论研究；不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那时称做“讲演会” ）。我印象较深的有三次学术报告会：（1）请端木和先生主讲的“未来的人类”，时间可能是1940年下半年。大意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未来人可以坐在室内指挥战争、管理生产、处理生活，例如一按电钮，自动化机器就会根据你的指令，把你所需要的用具、食品等送到你面前，又说，根据用进废退原则，未来人大脑将特别发达，四肢可能缩小，可能形成头大、四肢细小的形状。看来端木和先生对现代化高科技的发展已有了些预见。（2）请张鼎铎先生主讲《世界数学三大难题》，时间大约是1941年冬季。张先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三大难题的内容及难点，列举当时数学家提出的对这三大难题的解答，又为什么这些解答都没有能够解开难题的原因等等，计划讲三次，只讲了两次，一次因故未讲。（3）请陈康先生主讲《唐诗·七绝》，时间大约是1941—1942年冬春之交，每周一次，每次两个小时，持续讲了一个多月。这几次演讲吸引了很多同学听讲，反响较大，认为对启迪科学和文学知识、激发进一步钻研兴趣，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同学们采取多种求知方式，提高了学习水平，出现了一些学习上的尖子。他们中有的是全面发展，各门功课都优异，如苏笺寿（高中1940级）、贺锡璋（高中1943级）等同学；有的是学有专长，单科成绩突出，如傅乐成（国文、高中1940级）、王继兴（国文、高中1941级）、周崇閜（英文、高中1941级）、徐泉涌（数学、高师1940级）等同学。王继兴同学曾为金桂荪老师的“中国文字语法讲稿”（名称可能记错）写过序，金先生看了，倍加赞赏，并将该序印发给同学们参阅。

五、笳吹山城

弦歌声里说流亡，

敌忾同仇气志昂。

不作新亭相对泣，

陶磨莫负好时光。

原先，很多人认为，三中是为收留流亡中学员生而创办的，要适应抗战需要，将是以宣传救亡为主，上课教学为副的一所抗战学校。来到三中以后，大家才知道，教学是这样正规，学习是这样紧张，完全是一所正规学校，是很好的读书场所。当然，那时九州烽火连天，四野战歌匝地，来自战区的老师、同学并没有单纯地教课、读书，而是在学校组织下，做了不少的抗日救亡工作。每逢节日，师生们有组织地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张贴抗战标语，齐唱抗日歌曲，演出街头活报话剧，等等。学校还利用暑假组织宣传队，由老师率领学生下乡宣传。师生们又响应为抗战出钱出力的号召，老师以作画义卖、同学以义务劳动（如给人挑水）等形式募捐，全部所得捐作抗战之用。

老师、同学还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家破人散的仇恨变作动力，融化在教、学之中。记得我初二时，国文老师徐先生（他在校任教时间短，记不清名字了）为我们讲岳飞《五岳祠盟记》一文，每讲到“中原板荡，夷狄交侵”、“远入夷荒，洗荡虏穴”、“北逾沙漠，喋血虏廷”等句时，徐先生以古喻今，慷慨激昂，极大地激起了同学们对日寇的仇恨，增强了爱国心。当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对华声明中颠倒黑白，强词夺理，威胁诱逼，无所不用其极，激起我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时候，国文老师邵达先生为我们选读多尔滚《致明阁部史可法书》和史可法《复多尔滚书》两篇文章，当讲到多尔滚书中“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邪”两句时，邵先生说：多尔滚威胁史可法，同近卫对我们的手法完全一样；又讲到“带砺河山，位在诸侯王上”两句时，邵先生又说：多尔滚的诱降花招，与近卫声明何异？图画老师刘苇利用上课余下来的时间为我们讲救国道理和出路，还有些老师借讲时事来鼓励同学的爱国热情。同学们对老师的一片苦心是很理解的，并把这作为增强学习自觉性的动力。

正是这样，同学们刻苦求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很高的，本文前面对此有所描述。当时同学中有这样一种较普遍的看法：中国积弱，受到列强欺凌，主要是科技落后，工业不发达。为此，不少同学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理科学习方面，后来升入大学理工科的人也较多，直到现在，还有些三中校友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实践战线上辛勤劳动。

民族仇恨，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力量，紧张的学习虽然可以暂时冲淡流亡的痛苦，却不能忘掉多难的民族命运。的确，在紧张的学习中，同学们很少谈到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但是，在学习间歇的时候，尤其是遇上“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日子，面对着战区不断扩大、民族危难日益深重的形势，菁菁学子，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愤怒，只要有一个人唱起抗战歌曲，就会立即引起大家齐声相和。这歌声，有时悲壮凄凉，“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有时慷慨激昂，“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时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之后，慢慢地平静下来，又摊开书本，拿起笔杆，奋发学习起来。每逢这种激愤之后，总要把学习推上一个新台阶。记得有一年暑假的“七七”那天，有位同学心头忿恨难消，不顾炎暑闷热，默默地在教室翻阅英文一个上午，演算数学一个下午。他把愤恨化作力量，以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充实自己。

以上是当年我们流亡学生学习的片断情况。

毛邦基，男，69岁，江苏宜兴人。北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高级统计师，教授。国立三中1943届毕业生。通讯处：北京三里河一区232—3号。邮政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