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暗流再涌（1/2）

周延儒被革职下狱，其核心党羽也遭到清洗，南京朝堂之上，革新派的声音一时间似乎占据了绝对上风。议会通过的各项法令推行阻力大减，格物中学修缮完毕，书声复起；“振华工坊”在王振华和商会支持下开始重建，规模更胜从前；《新铨叙条例》在赵启明的主持下，得以更严格地执行，一批有实绩的年轻官员和格物士得到提拔。

表面看来，形势一片大好。然而，林川、徐承烈等人却并未有丝毫松懈。他们深知，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清除。周延儒的倒台，更像是砍掉了一棵露出地面的毒树，但其地下的根系，依旧深植于帝国的土壤之中。

果然，新的反扑以更为隐蔽和分散的方式悄然来临。

首先是在舆论上。尽管《士林清议》等公开反对的报纸收敛了许多，但一种新的论调开始在士林和官场中流传。他们不再直接攻击新政本身，而是转而强调“中庸”、“调和”。

“新政虽好，然不可操切。”

“林、徐诸公，锐意进取之心可嘉，然行事未免失之于‘激’。”

“治国如烹小鲜，火候太过，则焦矣。当以周公会（周延儒）之事为鉴，宽猛相济，方是长久之道。”

这种论调极具迷惑性，甚至吸引了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官员。他们将周延儒的罪行轻描淡写地归咎于“个人品行”或“斗争失败”，而将暴乱的责任 subtly 地转嫁到新政“过于激进”上，试图为旧势力张目，并束缚住林川等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手脚。

其次，在地方执行层面，阻力以更“合规”的方式出现。江南某府，在推行“清丈田亩”时，当地士绅不再公然对抗，而是联合起来，聘请精通律法的讼师，在田契的细节、鱼鳞册的记载、乃至丈量的方法上吹毛求疵，提出无数“合法”的质疑，使得清丈工作进展极其缓慢，陷入无休止的文书诉讼之中。

另一位在北方边镇推行新军操典的年轻将领则遭遇了“软钉子”。当地旧派军官表面上服从，却在训练中阳奉阴违，以“爱惜士卒”、“因地制宜”为名，擅自降低训练强度，更改战术科目，使得新操典的效果大打折扣。当朝廷派员核查时，他们又能拿出一套看似合理的说辞，令人难以责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