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第三十四：结构性失衡与认同危机的总爆发（2/2）

刘备时期，汉中的防御体系堪称典范。魏延镇守汉中时，确立“错守诸围”策略：在阳平关、陈仓道、褒斜道等险要处修筑堡垒，派兵据守，形成相互呼应的防御网。魏延曾自信地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这种“以险制胜”的思路，利用秦岭天险将魏军挡在关外，确保了益州腹地的安全。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真、司马懿分道伐蜀，正是因为陈仓道被蜀军据守，魏军“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栈道断绝”，最终不得不退兵。

诸葛亮北伐期间，虽多次从汉中出兵，却始终维系着“错守诸围”的根基。他在阳平关增设驻军，修缮陈仓、祁山等据点，使汉中成为既能出击又能固守的军事枢纽。但诸葛亮的北伐，名义上是“兴复汉室”，实则更像是维系政权合法性的政治表演。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后，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若不北伐，便失去了立国的精神支柱。但这种政治正确却违背了军事现实：汉中到长安的秦岭古道地势险峻，大军难以展开，曹魏只需“据险而守”即可疲敌。司马懿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时，曾说“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正是看透了蜀汉军队的战略困境。

姜维执政后，将战略失误推向极致。他以“欲诱敌深入，俟其疲困而击之”为由，彻底颠覆了“错守诸围”体系，推行“敛兵聚谷”策略：放弃外围险要，将兵力收缩至汉、乐二城及阳安关，企图让魏军进入汉中平原后，再依托坚城消耗敌军。这一调整看似“诱敌深入”，实则是自毁长城。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钟会伐蜀时，“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皆数道并进”，几乎未遇抵抗便进入汉中平原；阳安关守将傅佥因副将蒋舒投降而战死，这座“汉中咽喉”落入魏军之手，导致姜维在沓中的军队与汉中主力彻底失联。清代学者王夫之尖锐指出：“姜维之亡蜀也，殆哉！弃险以争险，方降以诱降，虽欲不亡，不可得也。”

军事人才的凋零，加剧了战略的失败。蜀汉早期“猛将如云”，关羽、张飞、赵云等皆是百战之将，魏延、黄忠等也能独当一面。但到姜维时期，能独当一面的将领仅剩张翼、廖化、董厥等人，而三人中，廖化已年过七旬，张翼反对北伐，董厥缺乏实战经验。更严重的是，姜维与其他将领的矛盾加剧了内耗——张翼曾在朝堂上直言“姜维之出，国用疲竭，宜罢兵息民”，诸葛瞻甚至与董厥密谋“表后主，以阎宇代维”。这种将帅失和，使蜀军在大敌当前时难以形成合力。当邓艾偷渡阴平时，蜀汉竟无一员将领能组织有效抵抗，军事体系的崩溃，让灭亡成为定局。

四、社会认同的缺失：“正统叙事”的破产与民心离散

一个政权的存续，不仅需要武力与经济支撑，更需要社会认同的维系。蜀汉以“汉室正统”自居，却始终未能让益州民众产生归属感，这种认同的缺失，使其在危机时刻失去了最根本的抵抗力量。

刘备入蜀初期，益州民众曾抱有期待。刘璋统治时期，“性宽柔，无威略，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百姓生活困苦。刘备入成都时，“与士民约法三章：缓刑弛禁，宽仁百姓”，一度赢得“百姓夹道欢迎”。诸葛亮执政初期，虽推行严刑峻法，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使“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赢得了士民的敬畏。此时的蜀汉，虽偏安一隅，却仍有“兴复汉室”的精神凝聚力。

但频繁的北伐逐渐消磨了这份认同。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到景耀五年（公元262年），蜀汉三十四年间发动了十一次北伐，平均每三年一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让益州民众不堪重负。谯周在《仇国论》中借“因余之国”（暗指蜀汉）与“肇建之国”（暗指曹魏）的对话，批判穷兵黩武：“处小而攻大，疏爵而赏捷，力少而不畏强，兵疲而好战，此亡国之风也。”这种批判，道出了益州民众对战争的厌倦。

政治腐败进一步加剧了民心的流失。黄皓专权期间，“贿赂公行，政以贿成”，地方官员为讨好宦官，肆意搜刮民财，导致“百姓失业，嗷鸿遍野”。据《三国志·谯周传》，当时益州士族“皆怨皓浊乱国政”，普通民众更是“思魏之德”。当邓艾大军进入益州后，“秋毫无犯，百姓安堵”，甚至出现“蜀民多降”的景象——这种“敌至不抗”的现象，绝非单纯的怯懦，而是民心向背的真实反映。

“正统叙事”的破产，是认同缺失的关键。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的号召力逐渐减弱：公元220年出生的人到263年已年过四十，对“汉朝”的记忆早已模糊；姜维的北伐不仅未能“还于旧都”，反而导致“民皆菜色”，使民众对“正统”的代价感到厌倦。北地王刘谌在昭烈庙中杀妻灭子、自尽殉国，看似悲壮，实则反衬出“正统叙事”的彻底崩塌——连皇室成员都需以自残式的牺牲证明忠诚，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腐朽。

当刘禅在成都城头竖起降旗时，益州士民“莫有哀者”，反而“皆贺得生”。这种冷漠，比任何抵抗都更能说明问题：蜀汉的灭亡，不是因为外敌强大，而是因为它早已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结语：结构性矛盾下的必然覆灭

蜀汉的灭亡，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崩塌。权力结构上，外来集团与本土士族的对立，导致统治基础脆弱；经济上，北伐的无限透支，耗尽了益州的资源；军事上，战略的反复与人才的凋零，使国防体系形同虚设；社会层面，“正统叙事”的破产与民心离散，让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指向一个结局——这个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终究未能摆脱“外来者”的身份局限，在无法解决自身结构性矛盾后，走向了必然的覆灭。

回望蜀汉四十三年的历史，其兴衰荣辱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任何政权，若不能平衡各方利益、回应民众诉求，即便有天险可依、有忠臣可恃，最终也难逃崩塌的命运。这或许，就是蜀国灭亡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