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外交的死局——从“联吴抗魏”到孤立无援的战略迷失（2/2）

孙权晚年的“多疑”与蜀汉的“被动”，让裂痕难以弥合。孙权杀大臣吕壹、废太子孙和，内部动荡，无暇西顾；蜀汉则因“蒋琬病重、费祎遇刺”陷入权力真空，无力修复联盟。到延熙十四年（251年）孙权去世时，吴蜀联盟虽未正式破裂，却已“名存实亡”——两国使者仍往来，却不再通报军情；盟约仍在，却再无协同行动。

三、“孤立无援”的终局：姜维时期的外交彻底破产

姜维掌权后，不仅没能修复吴蜀联盟，反而因“战略短视”将蜀汉推向“孤立无援”的绝境。他的外交逻辑简单粗暴：“只要能伐魏，不必在意东吴态度”，甚至试图“拉拢曹魏叛将”，结果“既得罪东吴，又没换来新盟友”。

对东吴的“轻视与猜忌”是致命的。景耀元年（258年），东吴孙綝废孙亮、立孙休，姜维认为“东吴内乱，可趁机联合曹魏叛将诸葛诞伐魏”，竟未遣使告知东吴，直接与诸葛诞联络。孙休得知后大怒：“蜀人视我如无物！”当诸葛诞在寿春兵败，姜维向吴求援，孙休以“蜀不告我，我何故救”为由拒绝。更糟的是，姜维为“弥补兵力不足”，竟派人劝诱东吴的武陵蛮夷叛吴归蜀，被东吴察觉后，两国在边境陈兵对峙，彻底撕破脸。

“外交投机”则让蜀汉失去了所有潜在盟友。姜维曾试图联合曹魏的羌、胡部落，承诺“灭魏后许以河西之地”，但因北伐屡败，羌、胡人“见蜀兵弱，不肯附”；他甚至联络曹魏内部的反对势力（如夏侯霸），却因“泄密”导致夏侯霸被杀，反而让曹魏加强了对蜀汉的戒备。这种“只靠嘴炮、没有实力支撑”的外交，不仅没换来盟友，反而暴露了蜀汉的虚弱。

最讽刺的是“对曹魏外交的无知”。姜维始终认为“曹魏内部矛盾重重，可乘隙而攻”，却没看清司马懿父子已巩固权力，曹魏“上下一心，国力日强”。当钟会、邓艾率军伐蜀时，姜维还寄望“钟会与邓艾不和，可离间之”，却不知两人虽有矛盾，却“灭蜀目标一致”。这种对“敌人内部矛盾”的误判，让蜀汉在最后关头失去了“外交斡旋”的可能。

景耀六年（263年），邓艾偷渡阴平，姜维在沓中被钟会牵制，遣使向东吴求救，孙休虽派丁奉率军救援，却“进军迟缓，观望成败”。等丁奉到达永安时，成都已降——蜀汉灭亡时，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就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孤家寡人。

四、外交溃败的深层逻辑：实力与战略的双重缺失

蜀汉外交的死局，表面是“联盟破裂”，实则是“实力不足+战略迷失”的必然。诸葛亮时期，联盟能维持，是因为蜀汉“有北伐实力（能牵制曹魏）+ 有明确战略（联吴抗魏）”，让东吴觉得“联蜀有利可图”；而后期，蜀汉“北伐屡败（失去牵制能力）+ 战略混乱（时而攻魏、时而疑吴）”，让东吴觉得“联蜀弊大于利”。

更根本的是“外交主体性的丧失”。诸葛亮的联吴，是“以我为主，互利共赢”——蜀汉主导北伐节奏，同时尊重东吴利益；而后期的外交，变成“要么依附东吴（如蒋琬的犹豫），要么敌视东吴（如姜维的轻率）”，失去了“平等合作”的底气。当一个国家在外交中“要么仰视、要么俯视”，而不是“平视”，就很难建立稳定的联盟。

历史的吊诡在于：吴蜀联盟的破裂，最终让两国都成了牺牲品。蜀汉灭亡后，东吴失去“西翼屏障”，曹魏得以“集中兵力伐吴”，十七年后（280年），东吴亦亡。这印证了诸葛亮的预见：“吴蜀若离，魏必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