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理想的异化与务实的缺失——蜀汉政权的精神内核崩塌（2/2）

三、“益州本位”的觉醒：被压抑的本土认同与最后的“用脚投票”

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从“隐忍”到“背叛”，折射出蜀汉精神内核与现实土壤的彻底割裂。

刘备入蜀初期，益州士族曾抱有期待。谯周的父亲谯隆曾任刘璋的劝学从事，入蜀后被刘备任命为太史令；张裔（蜀郡成都人）更是被诸葛亮赞为“楚有樊姬，汉有班婕妤，今有张裔”，担任丞相长史（相当于秘书长）。但随着荆州派垄断权力，益州士族的“被剥夺感”日益强烈：

- 经济上的“双重剥削”：蜀汉的赋税远超刘璋时期（刘璋“以宽惠得蜀人之心”），且徭役繁重——为支持北伐，蜀地男子“二十以上至五十以下”皆需服兵役，女子则需运输军粮，导致“民有菜色，野有饿殍”（《三国志·薛综传》）。益州士族的庄园经济也被打压，诸葛亮“铸直百钱”掠夺民间财富，首当其冲的便是拥有大量货币资产的本土豪强。

- 文化上的“正统排斥”：蜀汉坚持“洛阳正统”，将蜀地文化视为“蛮夷之风”。例如，益州学者秦宓曾提出“蜀地有大禹、蚕丛，亦为帝都”（主张蜀地本土正统），却被诸葛亮斥为“异端”，一度下狱。这种“文化优越感”让益州士族强烈不满——他们世代生活在蜀地，对“还于旧都（洛阳）”毫无情感认同，反而更在意“蜀地是否安宁”。

当邓艾兵临城下时，益州士族的“用脚投票”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 谯周撰写《仇国论》，以“因余之国（蜀汉）因穷兵黩武而亡”影射现实，为投降制造舆论；

- 蜀郡太守张绍（张飞之子，荆州派）本想抵抗，却发现“郡县多降，无兵可调”——益州本地官吏早已放弃抵抗；

- 刘禅投降时，“蜀地百姓莫不称庆”（《华阳国志》），并非拥护曹魏，而是对蜀汉“以理想之名行剥削之实”的彻底否定。

四、根本启示：理想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

蜀汉的灭亡，本质是“悬浮的理想”对“落地的现实”的碾压。它用“兴复汉室”的宏大叙事掩盖内部矛盾，用“派系忠诚”替代人才选拔，用“军事冒险”逃避治理困境，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撕裂中崩塌。

对比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或许更能看清蜀汉的致命缺陷：曹魏虽“篡汉”，却通过“屯田制”恢复生产、“九品中正制”吸纳士族，用务实政策获得了统治合法性；东吴虽“偏安”，却以“江东化”整合本土力量（如陆逊家族成为核心），让“保境安民”的现实目标取代了“争霸天下”的空洞口号。

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脱离现实土壤的理想，无论多么崇高，终将沦为空中楼阁。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口号多响亮，而在于能否解决人民的现实需求；不在于旗帜多鲜艳，而在于能否平衡各方利益。蜀汉用四十三年的兴衰告诉我们：理想是灯塔，但船桨必须扎进水里，才能抵达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