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从“合法性透支”到“认同崩塌”蜀汉灭亡的根本病灶（2/2）

士族的“非暴力不合作” 最为致命。益州本土士族是蜀地的“社会毛细血管”，他们掌握着土地、知识与地方舆论。但蜀汉的“荆州中心主义”让他们沦为“二等公民”：广汉张氏、蜀郡杨氏等望族的子弟，即便才华横溢，最多只能担任郡太守，绝无可能进入中枢。于是，他们选择“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当姜维招募军队时，他们“隐匿丁口”；当蜀汉征集粮草时，他们“虚报歉收”；当邓艾兵临城下时，他们“开城迎降”。谯周的“降魏论”能迅速被接受，正是因为它道出了益州士族的心声——与其为“荆州人的汉室”陪葬，不如接受“魏的统治”，至少新政权会需要本地士族的合作。

百姓的“生存理性”压过“政治认同”。蜀地百姓对“兴复汉室”本就缺乏情感连接，他们更关心“赋税多少”“徭役轻重”。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蜀汉后期“亩税三斛，户调二匹”，是曹魏的两倍；男子十五至六十岁“岁役三月”，女子“岁役一月”，远超东汉“岁役二十天”的标准。当生存压力超过阈值，所谓的“正统”便成了空话。成都城外的农民在接受邓艾军粮救济时说：“早知道降魏能有饭吃，何必跟着姓刘的饿肚子？”——这句朴素的抱怨，道破了“民心向背”的本质：百姓不在乎谁是皇帝，只在乎谁能让他们活下去。

军队的“信念崩塌” 是最后一根稻草。蜀汉军队的核心是“荆州兵旧部”与“羌胡雇佣兵”，前者随时间逐渐老去，后者本就“利则聚，否则散”。姜维北伐时，士兵逃亡率高达“十去其三”（《三国志·姜维传》），连他的亲卫都说：“打了这么多年，回不了老家，也看不到希望，不如降了。”当军队从“信念之师”沦为“雇佣军”，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三、对比东吴：为何蜀汉先亡？

同样是“偏安政权”，东吴比蜀汉多存在十七年，核心就在于“认同构建”的差异。孙权称帝时，坦然放弃“继汉”叙事，转而强调“江东本位”——他重用陆逊（吴郡士族）、顾雍（吴郡望族）等本土精英，将“保江东”而非“争天下”作为核心目标，甚至在年号中加入“黄龙”“嘉禾”等吴地祥瑞符号。这种“扎根本土”的策略，让江东士族与孙氏政权形成利益共同体：当晋军伐吴时，沈莹率“青巾兵”死战，陆抗之子陆景浴血奋战，直到最后一刻。

而蜀汉始终在“复汉”的虚妄中挣扎，既不愿承认“蜀地政权”的身份，又无法真正回归“中原正统”，最终成了“两头不靠”的孤魂。它的灭亡证明：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口号多响亮，符号多耀眼，而在于能否回答三个问题——你代表谁的利益？你能给百姓什么？你与这片土地有何关联？蜀汉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是模糊的，而模糊，注定了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