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合法性的消解——蜀汉灭亡的终极密码（2/2）

- 赋税翻倍：东汉时益州“亩税三升”，蜀汉增至“亩税七升”，还额外征收“口算钱”（每人每年20钱增至50钱）、“盐铁专营溢价”（盐价是东汉的3倍）。据《华阳国志·蜀志》，蜀地百姓“岁输布三匹、米五斛”，是刘璋时期的两倍多。

- 强制徭役：男子15至60岁每年需服徭役3个月（东汉为1个月），女子也要承担“纺绩”（织军布）任务，“女子年十五以上至四十，岁输布一匹”。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都承认“益州疲弊”，却仍坚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 兵源枯竭后的极端手段：到后期，姜维甚至“收编南中夷人”充军，用“免赋税”诱惑夷人入伍，却因“不习水土”导致“死者什七八”（《三国志·张嶷传》），引发南中叛乱，进一步消耗国力。

资源分配的失衡，让“兴复汉室”的大义彻底失去民生根基。百姓不会关心“汉室是否复兴”，只在乎“明天能否吃饱”；当他们发现“北伐”带来的只有“儿子战死、粮食被征”，对政权的认同便会崩塌。正如《后汉书·刘焉传》评价的：“蜀人怨望，遂生离心。”

四、认知崩塌的最后一环：当“自己人”都不再相信

蜀汉灭亡的最残酷之处，在于它的崩塌并非“外敌太强”，而是“自己人先放弃”。这种放弃体现在三个层面：

- 统治阶层的分裂：诸葛瞻与姜维的矛盾，本质是“荆州派内部”的路线之争——诸葛瞻主张“保境安民”，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姜维坚持“北伐求生”，却无视兵力枯竭的现实。两人互相拆台，让决策层陷入瘫痪。

- 知识分子的转向：谯周作为蜀汉太学博士，本应是“正统叙事”的维护者，却撰写《仇国论》公开质疑“以弱伐强”的合理性，甚至在邓艾兵临城下时，力劝刘禅投降：“若降魏，仍能封王封侯；若抵抗，必遭屠戮。”这种“理性”的背后，是对蜀汉政权的彻底失望。

- 普通百姓的冷漠：史载邓艾入蜀时，“百姓安堵，市不改肆”——没有反抗，没有恐慌，仿佛只是换了个收税的人。这种“平静”比任何反抗都更刺目，它意味着蜀汉早已失去了“民心”这个最根本的合法性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