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士风之颓，栋梁摧折（2/2）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邓艾偷渡阴平、兵临绵竹时，蜀汉的官员们竟呈现出“集体畏战”的状态。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虽率军抵抗，却因“久居中枢，不谙军事”而指挥失当，最终战死沙场；而他麾下的将领，如尚书郎黄崇，虽“力劝速占险要”，却因位卑言轻未被采纳。反观成都城内，百官聚议时，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南逃”，唯独无人提出“坚守待援”——并非没有兵力，而是人心已散，无人愿为这个“看不到希望”的政权卖命。

三、地域隔阂下的人才凋零

蜀汉政权的“外来属性”，始终是其难以跨越的鸿沟。刘备集团的核心成员多为“荆楚人士”（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而蜀地本土的士族（如益州的张、李、赵等大族），虽在刘焉、刘璋时期已形成势力，却始终被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诸葛亮治蜀时，虽努力调和“外来派”与“本土派”的矛盾，如提拔蜀人张裔为长史、杨洪为蜀郡太守，但核心权力（如军权、相权）仍牢牢掌握在荆楚集团手中。

这种“地域隔阂”，到了蜀汉晚期愈发尖锐。本土士族对“兴复汉室”的口号本就缺乏认同——对他们而言，蜀汉与曹魏、孙吴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外来政权”与“潜在征服者”的差异。当北伐耗尽民力、朝堂被外来派把持时，本土士族的“离心力”便愈发强烈。谯周力主投降，除了“体恤民力”的考量，也暗含“本土士族希望摆脱外来统治”的诉求——史载谯周的《仇国论》中，曾隐晦提到“因余之国（蜀汉）若不改弦更张，必为肇建之国（曹魏）所并”，实则是在为本土士族寻找“新的靠山”。

地域隔阂直接导致了蜀汉的“人才凋零”。一方面，外来派的后代多“生于安乐，疏于进取”，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虽“工书画，善言辞”，却缺乏其父的战略眼光；另一方面，本土士族的人才因被排挤而“不愿出仕”，如蜀郡人张翼，虽“晓畅军事”，却因与姜维不和，被闲置多年。到了蜀汉末年，朝堂上竟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负责粮草转运的官员不懂农事，导致军粮屡屡延误；镇守边疆的将领缺乏实战经验，面对魏军进攻时手足无措。

更严重的是，当危机来临时，“地域阵营”的撕裂让蜀汉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邓艾兵临城下时，外来派官员多主张“南迁或奔吴”（试图保留残余势力），而本土派官员则力主“投降”（希望曹魏能保全其家族利益），两派互相攻讦，却无一人提出切实的抵抗方案。这种“各怀私心”的内耗，让本就虚弱的蜀汉政权，在最后时刻彻底崩塌。

四、士风与国运：历史的镜鉴

洛阳的月色透过窗棂，照在刘禅落寞的背影上。当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时，他那句“此间乐，不思蜀”，不仅是个人的麻木，更是一个王朝士风颓靡的缩影——当朝堂上再无“犯颜直谏”的忠臣，当疆场上再无“死战不退”的勇将，当士大夫们只知“苟且偷安”，这个政权的“精神支柱”早已坍塌，剩下的不过是一具空壳。

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民力枯竭”或“后主昏庸”，而是“士风之颓”引发的连锁反应：当贤才被排挤、忠义被嘲弄，官僚体系便会腐化；当士气被消磨、人心被离散，政权根基便会动摇；当地域隔阂取代“家国认同”，整个国家便会失去凝聚力。正如《后汉书·左雄传》所言：“贤路当广而不当狭，官路当清而不当浊。”士风清明，则国运昌盛；士风颓靡，则国运衰微——这是蜀国灭亡留给历史的深刻镜鉴。

下一章，我们将从“制度缺陷”的角度，剖析蜀汉的“法制崩坏”如何加速了政权的瓦解。当诸葛亮亲手制定的《蜀科》沦为具文，当“赏罚不明”成为常态，这个曾以“法治”自诩的政权，便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