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结构性崩塌2蜀汉灭亡的底层逻辑（2/2）

蜀汉的权力传承始终没能走出“强人依赖”的怪圈。刘备、诸葛亮以个人威望压制内部矛盾，可当强人逝去，继位者既无威望又无能力，隐藏的危机便会集中爆发。

刘备托孤时，看似平衡了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力，实则埋下隐患。李严作为东州集团的代表，本应制衡荆州集团的诸葛亮，却被诸葛亮以“督办粮草不力”为由废黜，导致东州集团与荆州集团彻底决裂。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虽能维持局面，却无开拓之志，且两人皆为荆州籍，进一步激化了益州士族的不满。

刘禅的“弱主”特质，更是加速了权力崩塌。这位皇帝既无刘备的识人能力，又无诸葛亮的治国之才，却在黄皓等宦官的怂恿下干预朝政。史载“皓操弄威柄，终至覆国”，实则黄皓只是表象——他能弄权，根本原因是荆州集团衰落、东州集团依附皇权、益州集团冷眼旁观，三大势力失去平衡后，皇权沦为各方争夺的工具。当姜维请求增兵阴平道时，黄皓以“巫鬼之言”阻止，而刘禅竟“信以为真”，背后正是益州集团不愿再为北伐消耗兵力，东州集团坐视荆州集团犯错，各方势力的冷漠旁观，让防线出现致命缺口。

更严重的是人才断层。蜀汉后期的核心官员中，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董厥等皆为“官二代”，靠父荫上位，能力远不及父辈。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时，拒绝黄崇“抢占险要”的建议，执意正面决战，最终战死绵竹，这不仅是个人的失误，更是“荆州集团”人才枯竭的缩影——当一个政权只能依赖“世袭”维持统治，其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四、对比孙吴：为何同样偏安，结局不同？

将蜀汉与孙吴对比，更能看清其结构性缺陷。孙吴初期也存在“淮泗集团”（外来者）与“江东士族”的矛盾，但孙权通过“联姻”（娶顾、陆等士族之女）、“分权”（让陆逊等江东人掌兵权）、“本土化”（将赋税与士族利益绑定），逐步将江东士族纳入统治核心。到孙皓时期，江东士族已占据朝堂半壁江山，即便孙皓暴虐，士族仍愿支持政权，因为“吴”已成为他们的利益共同体。

而蜀汉始终将“外来者”身份刻在骨子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强调“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却从未提过益州士族的贡献；姜维的北伐将领名单里，几乎找不到益州人的名字。这种“非我族类”的排斥感，让蜀汉始终未能形成“益州即蜀汉”的认同。当曹魏大军压境时，孙吴有陆抗等士族将领拼死抵抗，而蜀汉的益州士族却在劝降——不是他们不忠，而是他们从未觉得这是“自己的国”。

结语：历史的镜鉴——政权的根基在“认同”而非“口号”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从不是某个人的失误，而是一套拒绝融合的权力结构、一个脱离现实的理想口号、一种无视本土利益的统治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警示后世：任何政权若想长久，必先解决“谁是自己人”的认同问题——是将外来集团的利益凌驾于本土之上，还是与地方力量达成共生？是执着于不可实现的“神话”，还是脚踏实地经营民生？

炎兴元年的成都街头，邓艾的士兵与蜀汉的降兵擦肩而过，没人争吵，没人反抗。对益州百姓来说，这不是“亡国”，更像一场漫长等待的结束——等待一个不再用“兴复汉室”绑架民生的时代，等待本土的利益被看见、被尊重。

千百年后回望，蜀汉的灭亡早已超越了“汉魏之争”的范畴，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命题：政权的合法性，永远不在于旗帜多鲜艳，而在于是否能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真正觉得“这是我们的国”。这或许是比“乐不思蜀”的笑谈、“姜维九伐”的悲壮，更值得深思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