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章 师生情深（1/2）

江城的傍晚总带着点化不开的湿意，初秋的风裹着长江水汽吹过来，掠过写字楼玻璃幕墙的反光，落在杨爱国汗湿的后颈上，带来一阵微凉。他刚从江城市中心的“恒基大厦”出来，手里攥着的企业人力资源优化方案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纸页边缘被他反复摩挲，已经有些发卷。

这是他在江城打拼的第五年。2018年从洛阳金渡区的村子里出来时，他是带着一身“债”走的——当时跟着同村人做建材生意，没成想对方卷款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他替人担保的十万块货款，最后全落到了自己头上。为了躲债，也为了重新开始，他背着旧行李箱，骑着这辆后来陪了他快十年的自行车，一路南下到了江城。车把上缠着的黑胶带磨得发亮，车座左侧还留着儿子三岁时贴的卡通贴纸，边角早已卷成了小卷儿，却一直没舍得撕。

最初他在一家小人力公司做助理，帮企业整理员工档案、核算社保，每个月工资除去房租和生活费，剩下的全用来还账，日子过得紧巴巴。直到2020年江城疫情稍缓，口罩需求依旧旺盛，他瞅准机会，凑了几万块钱，找朋友进了一批合规口罩，在工业区周边的小卖部铺货。没成想这生意竟悄悄做顺了，半年下来，不仅还清了之前建材生意的尾款，还小赚了一笔——这是他离家后，第一次实实在在找回创业的信心，也让他敢在后来辞职，专门做企业人力资源方案，帮周边大小企业梳理用工体系、协调劳资关系。

“爱国，真不再多等两天？”同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语气里满是挽留，“城东那家电子厂的薪酬方案还没敲定，他们老板指定要你对接。”杨爱国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望着远处江面上缓缓移动的货轮，船灯在暮色里闪着微弱的光。他深吸了一口带着潮气的空气，语气里带着难掩的疲惫，却依旧坚定：“不行，金渡区法院那边的案子拖不得。电话里跟原告谈了三次，始终没达成共识，我必须回去一趟——补材料、见法官，把诚意摆出来，不能躲。”

他说的案子，是桩让他又委屈又无奈的“熟人债”。2019年他刚在江城站稳脚跟，同村的发小张强找过来，说家里要盖房，想借三万块钱应急。当时他手里钱不多，可架不住张强一口一个“兄弟”，再加上爱人心软，没让对方打借条，就把钱转了过去。没成想今年年初，张强突然翻脸，拿着爱人当年随手写的、没注明年份和利息的“欠条”起诉，执意说当初借的是五万，还说这几年的利息要算进去，总共要还六万。

开庭那天，杨爱国拿着银行转账记录据理力争，说“当初明明转的是三万，欠条是我爱人没经验，没写清楚金额”，可法官看他拿不出完整的佐证，对他的话几乎没采信。最后判决结果下来，简直匪夷所思——要求他还剩余的四万六千块，连他之前悄悄还过的一万四都没算进去。法院执行局来过一次，当时他手里刚凑够一笔钱，本想留着应急，可想到“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是先还了一部分。

更让他难受的是2021年冬天，父亲杨守业突发脑溢血。他连夜从江城赶回去，在医院守了半个月，手里攥着仅有的两万块钱——那是他计划用来还张强部分欠款的，也是他当时能凑出的全部积蓄。一边是父亲的治疗费，一边是法院的执行款，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咬着牙，把钱悄悄还了欠款——他总觉得“欠人的钱要及时还，不然心里不踏实”，可也正因如此，父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他大多是跟亲友借的。

父亲走后，办葬礼时，他手里实在拿不出更多钱，只能简单操办。村里的人开始议论，有人说他“冷漠无情，爹病重时不拿钱治病，倒先想着还外人的钱”，有人说他“在外面混好了，忘了本”，还有人添油加醋，说他“故意苛待父亲，就是为了省钱自己花”。那些非议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可他没法解释——总不能跟人说“我把钱还了债”，那样只会引来更多“连爹都不如外人重要”的指责。

“该担的责任，一点都不能推。”挂了电话，杨爱国在手机上订了当晚七点去洛阳的高铁票。指尖划过屏幕上“金渡区”三个字时，他心里五味杂陈——这次回去，不仅要处理张强的案子，还要面对那些依旧存在的非议，可他还是想回去看看父亲坟前的草有没有长高，也想看看那些年没来得及见的熟人，或许，还能找到一个能听他说句心里话的人。

高铁驶出江城时，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杨爱国靠在座椅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眼眶有点发红。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做人要踏实，欠人的要还，受委屈了别憋着”，当时他没敢告诉父亲，自己还了欠款、没多拿治疗费的事，现在想来，心里满是愧疚。

凌晨一点，高铁抵达洛阳龙门站。好友陈苗伟早就开着车在出站口等他，车灯在夜色里晃了晃，像极了小时候父亲在村口等他放学的模样。“先去我家歇会儿？”陈苗伟接过他手里的背包，往车后备箱放，“你这一路折腾，眼睛都红了。”杨爱国摇摇头，拉开车门坐进去：“不了，明天一早还要去法院交材料，先去老房子那边吧，我想回去看看。”

老房子在金渡区的“幸福巷”，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家属院，红砖墙已经斑驳，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走上去黑漆漆的。杨爱国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落了层薄灰，客厅墙上还挂着父亲的遗像，相框擦得干干净净——那是他上次回来时擦的。他走过去，用袖口轻轻擦了擦相框边缘，轻声说：“爸，我回来了。这次回来，想把账算清楚，也想让您放心，我没做亏心事。”

第二天一早，杨爱国六点就起了床。他在楼下的早餐摊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边吃边往金渡区人民法院走。法院门口的玉兰树已经长得很高了，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来这边办事，还在树下捡过玉兰花瓣。执行局的办公室里，法官看着他补全的银行流水和还款记录，点了点头：“你这态度很端正，把当时的情况再详细说一遍，我再跟原告沟通一下，争取达成和解。”

从法院出来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阳光斜斜地照在街道上，给老城区的红砖墙镀上了一层暖金色。陈苗伟开车来接他，把车停在幸福巷口：“晚上我安排了饭，叫上几个老同学，咱们聚聚。”杨爱国笑着摆手：“下次吧，我想自己逛逛。”他从后备箱拎出那辆旧自行车，翻身上车，车链发出轻微的“咔嗒”声，像是在跟他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