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4章 堂哥其人（1/2）

父亲的老烟斗

堂哥骑着二手雅迪冲进巷口时，车筐里的降压药盒子又撞出了声响。塑料盒与金属车筐碰撞的“咔嗒”声，他听了一路——从县城医院的缴费窗口到村口老槐树的斑驳树荫，像颗悬在嗓子眼的石子，总怕什么时候就砸下来，碎成一地他兜不住的慌张。车链早该上油了，吱呀的怪叫刺破暮色，惊飞了槐树上最后几只归巢的麻雀。他抬头看见自家烟囱里飘出的青烟，那烟柱细而稳，在冷风中慢慢散开，突然就红了眼——离开三年，这柴火燃烧的焦糊味竟还和记忆里一样，混着父亲老烟斗特有的醇厚香气，成了他这三年里唯一敢伸手触碰的暖。

村口的槐树下还聚着人，织毛衣的婶子、抽旱烟的大爷，竹椅在青石板上蹭出的轻响，是傍晚最寻常的背景音。可堂哥的雅迪刚停稳，那声响突然就断了，说话声像被掐断电源的收音机，瞬间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槐树叶的“沙沙”声。他攥紧车把，指节泛白，掌心的冷汗浸湿了车把上磨掉皮的塑胶套。他知道那些目光正黏在自己身上：灰扑扑的冲锋衣是去年冬天在旧货市场淘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电动车的后挡泥板歪着，漆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车筐里那盒廉价的降压药，包装盒上印着“买一送一”的字样——每一样都在替他宣告“落魄”，像块写满字的牌子，挂在他胸前，躲都躲不开。

果然，李婶的声音先飘过来，压得低，却像针一样，句句钻心：“这不是躲债的刘伟吗？总算敢回村了？我当他早死在外头，连他爹的死活都不管了。”她手里的毛线针还在动，目光却直勾勾地盯着堂哥的车筐，像是要从里面找出“他要卖爹治病”的证据。王大娘跟着撇嘴，手里的线轴转得飞快，线绳在她指间绕成圈，语气里的嘲讽却没绕弯：“要不是他爹脑溢血住院，八百年都不踏回这个村！当年开奔驰、揣中华的风光劲儿呢？现在骑个破电车，指不定还欠着几十万没还，回来是想跟亲戚借钱吧？”

张叔蹲在地上抽旱烟，烟杆在手里转了两圈，没接话，却对着地面狠狠吐了口唾沫。那口唾沫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灰点，声响不大，却像块石头砸在堂哥心上，闷疼。他想起三年前，自己开着黑色奔驰回来，软包中华从车窗递出去，李婶踮着脚往他车里塞刚摘的西红柿，红通通的，还带着泥土，说“刘伟啊，在外头累了就常回，婶子给你煮面”；张叔拉着他往家里走，米酒温在煤炉上，香得勾人，拍着他的肩膀夸“咱村就出了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可如今，西红柿没了，米酒凉了，连那些曾经热络的眼神，都淬了冰，落在身上，冷得人打哆嗦。

他不敢回头，推着车往家走，车轱辘压过石子路，咕噜声混着背后若有若无的议论，像无数根细针往肉里扎。“你看他车筐，是不是还藏着要卖的东西？别是回来偷他爹的老物件吧？”“他爹这病，指定是被他气的！当年非要辞了铁饭碗去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躲得比谁都快，连亲爹都不管！”这些话他听了一路，从县城出租屋的楼道到村口的老槐树，早就该习惯了，可心脏还是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着，越攥越紧，疼得发紧，连呼吸都变得费劲。

推开家门时，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抽烟斗。那只老烟斗是爷爷传下来的，枣红色的木杆被磨得泛着哑光，烟锅里的烟丝燃出的白雾，裹着他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在冷空气中慢慢散开。父亲见他进来，没起身，只是把烟杆往石桌上轻轻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桌面上，语气平淡得像他只是出去买了趟菜：“回来了？药给我吧。”半句没提“失败”“欠债”，也没问这三年他怎么过的，没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堂哥把药递过去，手指碰到父亲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还带着没洗干净的泥土——想来是下午又去后山了。他喉结动了动，想说“爹，对不起”，想说“我让您受苦了”，可话到嘴边，却被父亲的眼神堵了回去。父亲的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些藏不住的疲惫，眼窝陷得更深了，眼角的皱纹像被刀刻过一样，一道叠着一道，像老烟斗上的纹路，深一道浅一道，全是岁月和牵挂磨出来的疼。

夜里，堂哥躺在西厢房的旧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板还是当年他上学时用的，一动就发出“吱呀”的响声，像在替他叹气。手机屏幕亮了又暗，他盯着通讯录里“阿强”的名字，手指悬了半天，还是没敢拨。阿强是他以前的合伙人，当年一起在出租屋里熬夜赶项目，睡过同一个折叠床，喝过同一瓶矿泉水，连泡面都要分着吃。那时候他们说，等公司做起来了，要一起开最好的车，住最好的房子。

半个月前，他交完房租，兜里只剩三十三块钱，饿了两顿，终究还是拨通了阿强的电话。电话接通时，堂哥的声音发颤，连呼吸都不敢太重：“强子，能不能借我1000块？下个月发薪就还你，我……我得给我爹买药。”他以为阿强会犹豫，会找借口推脱，毕竟他现在是个“欠债的老赖”，谁都怕沾上。可阿强没犹豫，只说“都是兄弟，你先拿着，不急还”，挂了电话没两分钟，1000块就转了过来。

这话让堂哥暖了好几天，他算着兼职的工资，想着下个月就能凑齐钱还回去。可发薪日刚过，阿强的消息就来了：“兄弟，我最近手头紧，你那1000能不能先还点？哪怕500也行。”堂哥盯着那行字，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白得吓人。他这个月工资加兼职才1300，交了600块房租，剩下的700，买了父亲的降压药，又买了两袋米，兜里只剩80多块。最终，他还是把500转了过去，附了句“剩下的下礼拜还，抱歉”。阿强回了个“嗯”，就没再说话。

等最后500还完，他约阿强吃饭，想当面道谢，也想跟他说说自己的近况。可坐在小饭馆里，阿强却总闷头扒饭，筷子在碗里戳来戳去，没吃几口。以前能聊到半夜的两个人，如今连话都没几句。阿强看他的眼神也变了，没有了往日的热络，只剩客气的疏离，像隔着一层薄雾，摸不透，却又冷得人发慌。堂哥提起以前一起熬夜的日子，阿强只是“哦”了一声，没接话，反而拿出手机刷着朋友圈，手指滑动的速度很快，像是在刻意回避。

饭没吃完，阿强接了个电话，说“公司有事”，就匆匆走了，连账都忘了算。堂哥坐在原地，看着桌上没动几口的菜——一盘青椒肉丝，一盘番茄炒蛋，都是以前阿强最爱吃的——突然就懂了：1000块钱还完了，可有些东西，也跟着没了。那些曾经的兄弟情分，那些一起吃苦的日子，好像都随着他的失败，慢慢淡了，散了，再也回不来了。

更让他糟心的是执行局的电话。那天他正在兼职的快递公司分拣包裹，零下几度的仓库里，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冻得手指发僵。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法院执行局”，那几个字像冰锥一样，扎得他心里一紧。他手一抖，包裹掉在地上，里面的玻璃杯碎了，水流了一地。他没顾得上赔，赶紧跑到仓库外接电话，手还在抖，连声音都带着颤。

“你是刘伟吗？”电话里的声音冷硬，没有一丝温度，“你名下的银行卡我们已经冻结了，尽快履行还款义务，不然就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

堂哥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棍子狠狠敲了一下，连忙解释：“同志，我没有不还！真的，所有的账我都在分期还，每个月都在还的！给供应商的3000，给以前的员工的2000，还有银行的贷款，我从来没断过一次！”他语速很快，想把所有的话都堆在对方耳边，想让对方相信，他不是故意躲债的老赖。

“分期？”对方的声音带着嘲讽，像冰碴子一样砸过来，“我们看的是结果，不是你的理由。冻结的钱会用于抵债，你自己想办法解决生活问题。”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地响着，堂哥站在冷风里，浑身发冷，连牙齿都开始打颤。他想起自己每个月的还款记录，记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想起自己一天打三份工，白天在快递公司分拣包裹，晚上去餐馆洗碗，凌晨还要去菜市场帮人卸菜，累得倒头就睡，可哪怕再难，他也没断过一次还款。可执行局看不到这些，他们只看到“刘伟”这个名字，只当他是个躲债的老赖，是个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日子更难了。银行卡被冻结，他只能靠现金生活，兼职的工资发下来，得小心藏在出租屋的床板下，用塑料袋裹了三层，怕丢，也怕被人发现。他去执行局跑了三趟，每次都带着厚厚的还款记录，厚厚的一沓纸，上面写满了日期和金额，恳求窗口的工作人员开通最低生活保障：“同志，我要交房租，要吃饭，还要给我爹买药，他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不能断药。能不能留一点钱给我？国家政策不是说有最低生活保障吗？”

可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冰冷又机械：“你的债务还没清，不符合条件。等你还清了所有欠款，银行卡自然就解冻了。”有次他急了，声音大了些，带着压抑不住的委屈：“我也得活着啊！你们冻结了所有钱，我怎么活？我爹怎么活？”窗口的工作人员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不耐，像在看一个胡搅蛮缠的无赖：“那是你的事，我们只按规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