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城下之盟：《辛丑》（1/2）

(历史现场)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北京。酷暑尚未完全消退，但空气中弥漫的已不再是硝烟，而是一种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屈辱。李鸿章和奕匡（庆亲王）作为大清帝国的全权代表，面色凝重地坐在谈判桌前。他们的对面，是英、美、俄、法、德、日、意、奥、西、荷、比等十一国（八国加上西、荷、比）的公使。

桌上摊开的，是一份用多种文字写就的条约最终文本。这份文本的每一个字、每一条款，都像一把钝刀，在李中堂的心头来回切割。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屈辱甚至是在病榻上的反复争吵、辩驳、哀求（李鸿章在此期间已病重），谈判终于走到了尽头。能“争”的余地微乎其微，所谓的谈判，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列强早已拟定的草案基础上，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

条约的内容，苛刻到了极致：

1. 巨额赔款： 赔偿各国白银4.5亿两（按当时中国人口每人一两计算，带有极大的羞辱性），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高达9.8亿两！这是足以压垮任何一国经济的天文数字。

2. 武装监视： 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天津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12个战略要地驻军。

3. 设立“使馆区”： 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各国有权驻兵保护，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4. 严惩“祸首”： 惩办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载漪、载澜、刚毅【已死】、赵舒翘等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或赐自尽）。至于真正的“祸首”慈禧，则被明确排除在外，列强接受了她的“悔过”和甩锅。

5. 禁止输入军火： 两年内禁止中国输入军火及制造军火的材料。

6. 道歉立碑： 为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官杉山彬立碑道歉。

7. 改组总理衙门： 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意味着对外投降外交成为国策。

李鸿章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知道，一旦签下这个名字，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更知道，这字，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躲在西安行宫的那位太后，只给了他一个底线：保住她的权力和尊号。只要洋人不再追究她，不逼她归政，其他的条件，哪怕是榨干帝国的骨髓，都可以答应。

最终，李鸿章和奕匡交换了一个绝望而无奈的眼神，提起那支沉重的笔，在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大清国的印信。

消息通过电报，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西安行在。

西安“行宫”（实为陕西巡抚衙门改建）里，气氛诡异。一方面，和约终于达成，意味着逃亡生涯可以结束，返回北京成为可能，这让所有随行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条约那骇人听闻的内容，又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

慈禧太后在详细听取了条约内容后，沉默了片刻。她的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悲伤或愤怒，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对她而言，最坏的结果（被推翻）没有发生，最好的结果（保住权力）实现了。赔款？那是天下百姓的事。驻军？那是国家主权的事。只要她慈禧太后的地位不动摇，其他的，都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句日后成为她卖国经典名言的话，赤裸裸地暴露了她统治的核心逻辑：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是用来换取列强对她个人权位支持的筹码。

她甚至可能觉得这是一场“胜利”，因为她成功地让列强相信，她才是维持中国秩序“不可或缺”的人物，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她立刻下旨，全部照准条约内容，并催促李鸿章尽快办理换约手续。

而当光绪皇帝得知条约的全部细节时，他正病恹恹地躺在西安行宫的偏殿里。剧烈的咳嗽已经耗尽了他本就不多的精力。当小太监颤抖着、低声向他念诵条约的主要条款时，他起初是麻木，随即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4.5亿两？9.8亿两？拆炮台？驻军？使馆区？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砸在他的心上。

他仿佛看到了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百姓将如何在沉重的赔款压榨下苟延残喘；看到了外国军队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北京的心脏地带插满了外国的旗帜；看到了帝国的尊严被彻底踩进泥里……

“呃……”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猛地用手捂住嘴，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摊开手掌，依旧是那刺目的殷红。

泪水，混合着血丝，从他深陷的眼窝中滑落。他没有像听到珍妃死讯时那样昏厥，也没有像得知宣战时那样激烈反对。一种更深沉的、死寂的绝望笼罩了他。他知道，一切都完了。这个国家，已经被她（慈禧）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卖掉了。而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不仅是囚徒，更成了这份卖身契上，一个必须盖章的、可悲的傀儡。

他甚至能隐约听到，从行宫的另一端，传来慈禧为了庆祝“和议达成”而特意安排的一出京剧的锣鼓声和唱腔。那欢快的曲调，与他心中的悲鸣，形成了世界上最残酷、最讽刺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