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破灭的泡泡：冯玉祥来了（2/2）

汽车缓缓启动，驶离了那座巨大的、红色的牢笼，也驶向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车内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溥仪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北平街道，那些他曾经只能用望远镜窥视的市井生活，如今真实地展现在眼前，他却毫无心情。突然，一直沉默的鹿钟麟转过头，目光锐利地盯着溥仪，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陛下，您是要做平民，还是要做皇帝？” 这个问题，像一把尖刀，剥开了所有华丽的伪装，直指溥仪存在的核心矛盾。是做一个拥有自由却失去尊荣的普通人，还是继续追逐那个虚无缥缈却让他付出一切代价的皇帝梦？溥仪愣住了，张了张嘴，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他和他身边所有人的命运。汽车朝着醇亲王府（北府）的方向驶去，而溥仪的内心，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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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其影响深远而复杂。

1. 彻底终结封建帝制的象征意义：

· 根除复辟隐患： 从政治上看，此举彻底铲除了帝制复辟的物理象征（皇帝住在紫禁城），将“尊号”与“宫禁”分离，从法理和事实上宣告了帝制在中国的最终、不可逆转的灭亡。无论后世如何评价其手段，其结果确实是杜绝了任何以紫禁城为巢穴的复辟可能。

· 宣示民国主权： 将紫禁城这座象征旧王朝最高权力的建筑收归国有，标志着民国政府真正完全地继承了国家主权，不再是与前朝残余共存的尴尬局面。

2. 手段的争议性与合法性：

· 单方面撕毁协议： 《清室优待条件》虽非正式国际条约，但无疑是民国政府与清室达成的一项具有契约性质的政治协议。冯玉祥的摄政内阁单方面修改并强行执行，有其违背契约精神的一面，在当时也引发了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议（如胡适曾提出批评）。

· 激进与粗暴： 限时三小时、武力威逼（扬言开炮）的方式，确实显得激进且粗暴，缺乏必要的缓冲和过渡，对溥仪等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和实际困难。这也体现了军阀行事的特点：强权即公理。

3. 对溥仪个人的决定性影响：

· 生存危机的开端： 出宫意味着溥仪失去了《优待条件》提供的最核心的物理保护和经济来源（尽管新条件仍有补助，但已大幅缩水且不可靠），真正开始直面社会的残酷和生存压力。

· 仇恨与偏激的催化剂： 这种被“暴力”驱逐的经历，极大地刺激了溥仪，加深了他对民国当局（尤其是革命势力）的恐惧和仇恨。使他更容易被“恢复优待”、“助其复辟”的谎言所蛊惑，最终投靠日本势力。可以说，冯玉祥的粗暴行为，客观上将溥仪推向了日后叛国的道路。

· 心态的转变： 他从一个被圈养的、不谙世事的“神”，变成了一个需要为自己和随从生计奔波的“人”， albeit是一个心怀巨大落差和怨恨的人。这种身份的骤变，迫使他开始思考以前从未想过的问题：生存、权力、依靠。

4. 对社会文化的冲击：

· 后续文化事件： 驱逐溥仪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故宫，随后点查文物，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使昔日皇家禁苑变为国民文化殿堂，具有巨大的积极文化意义。

· 舆论分化： 此事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是革命的彻底胜利，反对者（主要是遗老和部分保守知识分子）则认为此举失信失仁。

结论： 冯玉祥逼宫，是一把斩断历史脐带的锋利却沾血的刀。它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了“国中之国”的问题，彻底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其执行方式的简单粗暴，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尤其是对溥仪个人命运的扭曲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对于溥仪而言，紫禁城的美梦（或噩梦）突然惊醒，他像一个被强行扔进暴风雨中的雏鸟，惊恐、愤怒、无助。这种情绪，使他变得极度危险，也极度容易被人利用。鹿钟麟的那个问题，像一个诅咒，萦绕在他心头。他会如何选择？是做平民，还是继续做他的皇帝梦？而这一次，谁又会为他这个梦，提供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