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租界里的“行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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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天津寓公时期，是溥仪人生中一段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其状态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过渡性。

1. “现代化”表象下的旧灵魂：

· 溥仪在天津的生活方式极度西化，但这只是一种表层的、物质的现代化。他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封建帝制的，复辟是其最高理想。这种内外的不协调，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时代错位的悲剧人物的本质：身体进入了20世纪，脑袋还留在19世纪。

2. 傀儡心态的养成与日本的情投资：

· 这七年是日本对溥仪进行长期政治情感投资和驯化的关键期。通过提供庇护、满足其物质需求、不断灌输“日本是唯一朋友和希望”的观念，日本成功地将溥仪培养成一个心理上依赖日本、思想上亲日的潜在代理人。

· 溥仪则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并接受了这种“被豢养”的状态。他将日本的庇护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唯一捷径，主动配合日本的拉拢，其傀儡心态在此期间彻底养成。

3. 复辟幻想的亢奋与焦虑：

· 天津时期，溥仪处于一种持续的、病态的复辟兴奋与焦虑之中。每一次军阀混战、政局变动（如北伐战争、东北易帜），都让他心跳加速，以为时机已到。然而每一次希望又都破灭，带来更大的失落。这种循环加剧了他的焦躁感，使他更容易被那些承诺能迅速帮他实现梦想的极端势力（如日本军部）所吸引。

4. 历史责任的加深：

· 与北府时期主要出于恐惧不同，在天津的溥仪有了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和选择权。他在此期间与日本方面的深入勾结、对复辟的积极谋划，表明他正在主动地滑向叛国的深渊。因此，对于其后来的投敌行为，他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更重。

结论： 天津的七年，是溥仪从“被动失国”到“主动投敌”之间的缓冲带和预备期。租界的繁华和安逸，像一碗甜蜜的毒药，麻痹了他的警觉，也滋养了他的野心。他在这里享受着民国提供的物质文明，却无时无刻不想着颠覆民国；他在这里被视为“奇观”和“前朝遗物”，却梦想着重回权力之巅。“静观变化”四个字，准确地道出了他蛰伏、观望、等待时机的心态。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被“观”的对象，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日本觉得时机成熟，需要挪动这颗棋子时，他在天津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那看似由他自己书写的“静观变化”，最终变成了一句巨大的讽刺。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中国东北酝酿，而溥仪，即将被卷入风暴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