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二次登基：康德皇帝（1/2）

第十六章：

(历史现场)

在“执政”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地度过了近两年，溥仪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恢复帝制”的那一天。他不断通过郑孝胥等人向关东军哀求、催促，甚至以“不合作”相威胁（当然，这威胁苍白无力）。日本方面在经过精心算计后，觉得时机“成熟”了——并非溥仪期待的时机，而是日本在国际上搞完承认“满洲国”的把戏、对内统治相对稳固后，认为可以给溥仪这颗棋子稍微镀一层金，以更好地服务于殖民统治。

1934年3月，日本终于“恩准”伪满实行帝制。

消息传来，溥仪欣喜若狂，仿佛人生最大的梦想即将实现。他立刻下令内廷筹备登基大典，要求一切按照大清旧制，他要穿龙袍，行告天古礼！

然而，第一盆冷水马上泼来。关东军方面明确告知：登基可以，但不能穿龙袍，必须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类似西方元帅军礼服）。理由冠冕堂皇：满洲国是“新国家”，不是大清的延续，陛下是满洲国皇帝，不是大清皇帝。

溥仪一听就炸了，这是他最后的执念。他据理力争，甚至痛哭流涕。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日本人勉强做出了“让步”：允许溥仪在郊祭天坛时穿一会儿龙袍，但正式的登基典礼上，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1934年3月1日清晨，在长春郊外的杏花村（临时用土垒起个“天坛”），溥仪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清朝龙袍，举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看着身上的龙袍，望着简陋的天坛，他百感交集，激动得浑身颤抖，仿佛列祖列宗都在天上看着他。这一刻，他觉得自己真的“光复祖业”了。

然而，这幻觉仅持续了几个小时。

上午回到市区，在“新京”的“皇宫”（实则是经过修缮的旧盐仓）里，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溥仪被迫换上了那套金色的、挂着大量勋章的大元帅正装。这场面显得不伦不类：会场布置得中西合璧，既有伪满的“兰花御纹章”，也有日本式的装饰。参加者除了少数遗老和汉奸官员，主角依然是那些穿着日军军服、表情严肃的关东军将领们。

溥仪登上“宝座”（一张特制的高背椅），接受众人的“朝贺”。没有山呼万岁，只有程序化的鞠躬和冷淡的掌声。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代表日本天皇向他表示“祝贺”，语气如同上级嘉奖下级。

典礼结束后，溥仪颁布了“诏书”，宣布年号为“康德”（取自康熙和德宗光绪的年号，以示继承），并封婉容为“皇后”。

他似乎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但很快，现实就给了他一记更响亮的耳光。

“亲政”没几天，他就发现一切照旧。所有奏折、法令依然首先送到日本“帝室御用挂”和各级日本次官那里。他需要做的，仍然是在已经决定好的文件上签字用印。

有一次，他试图对一份人事任命提出一点不同看法，身边的日本“御用挂”立刻板起脸孔提醒他：“陛下，这只是形式上的程序，内容早已由关东军司令部审议通过了。”

更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偶然发现，他颁发的“敕令”和“诏书”，如果没有日本国务总理大臣（另一傀儡郑孝胥）和主管日本次官的副署，根本无法生效！也就是说，他这个“皇帝”的意志，没有日本主子的点头，不过是一张废纸。

登基的兴奋感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无力和空洞。一天，溥仪百无聊赖地翻阅着几天前登基大典的纪念影集。照片上的他，身着大元帅服，看起来威风凛凛。他翻到下一页，是一张他和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的合影。照片中，菱刈隆站得笔直，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居高临下的笑意，而他自己，虽然坐在中央，笑容却显得僵硬而勉强。他的目光猛地停留在照片一角——他身旁的桌案上，放着一份刚刚签署完的文件，文件末尾，除了他的签名御玺，旁边赫然还有一个签名栏，签着日本人的名字！那个副署的签名，在黑白照片中显得格外刺眼。溥仪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合上影集，心脏狂跳。他终于彻底明白了，“康德皇帝”这袭华丽的袍子下面，包裹的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需要他人盖章才能生效的——傀儡。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羞耻感淹没了他。他猛地站起身，想砸掉什么东西，但举目四望，这间华丽的寝宫里，哪一件东西真正属于他自己？最终，他只能无力地坐回椅子上，发出了一声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野兽般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