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洋务教父（1860s）（2/2）

2. “中体西用”框架的奠基人：他明确提出并践行了“中体西用”的理念。这既是一种策略（减少改革阻力），也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他认为中国伦常制度优于西方）。这一框架成为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优点在于务实，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环境下为引进西方技术找到了一个能被接受的“安全壳”；其局限性也在于此，它人为地将“体”与“用”割裂，拒绝触动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这个“体”，从而限制了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注定了洋务运动无法实现真正的富强。

3. 人才培养的远见：他支持翻译西书、创办技术学堂，尤其是力主派遣幼童留美，显示了他超越单纯器物模仿的远见。他意识到，长久之计在于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留学生计划虽然后来因守旧势力反对而中途夭折，但其开创性无可替代，为封闭的中国引入了第一批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种子。

4. 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矛盾：曾国藩的洋务活动，根本目的是“制夷”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而非推动社会全面近代化。他的举措集中于军事和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对政治、经济、教育的整体改革缺乏考虑。他自身也深陷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既要维护孔孟之道，又要引入西洋之术，这种内在张力也是那一代洋务派共同的困境。

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位关键的过渡人物。他站在旧时代的堤坝上，第一个动手挖掘泄洪的通道，试图引入西方技术的“活水”来加固堤坝，却未曾想，这水流最终会冲击乃至瓦解堤坝的根基。他开启了进程，却无法控制方向，这或许正是所有历史开创者的共同命运。

机器在轰鸣，幼童已远航，“自强”的蓝图似乎正在缓缓展开。然而，命运给了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臣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一场由迷拐孩童的谣言引发的民变，在北方通商口岸天津爆发，愤怒的百姓打死了外国领事和修女，烧毁了教堂。中外震动，战争阴云密布。朝廷急令威望最高的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汹涌的民情、狡黠的外交官、猜忌的朝廷和自身那套“忠信笃敬”外交理念的破产。天津，将成为他一生名节的“滑铁卢”。他该如何在绝境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