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爱恨情仇（7）（1/2）

黄土高原的清晨，总是带着一种粗粝的清醒。没有南方水汽氤氲的朦胧，阳光直剌剌地劈开干燥的空气，将窑洞窗棂的影子拉得老长。我被窗外驴车的轱辘声和不知谁家妇人高亢的吆喝声唤醒，喉咙里还残留着昨日在警局吸入的尘土与压抑交织的干涩感。

李强翻了个身，眼下一片乌青，显然也是一夜辗转。自刘建军死后，家里就陷入一种沉重的静默。公公本就话少，如今更是常常蹲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里，皱纹深刻的脸上看不出悲喜，只有一种被黄土浸透了的、深沉的疲惫。李强则像是被抽走了部分精气神，那个在湖南时爽朗爱笑的北方汉子，变得沉默而易怒，偶尔与我目光相接，里面是复杂的、我难以完全解读的情绪——有对故友惨死的哀恸，有对王猛背叛的愤怒，或许，还有一丝对我这个“多事”的南方媳妇引发连锁反应的、未曾言明的埋怨？

“今天开庭。”他声音沙哑，打破了沉默。

“嗯。”我轻声应着，起身穿衣。那身为了来北方而特意买的、自以为能融入当地的深色衣裳，此刻穿在身上，却依然觉得格格不入。我再如何打扮，也变不成这片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骨子里带来的湿润和怯生，在这种时刻愈发明显。

公公熬了小米粥，稠稠的一大锅。我们三人默默地喝着，碗筷碰撞声格外清晰。公公突然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们说：“王老五（王父）……唉，一辈子要强，守着他那饭馆，咋就走到这一步了……”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李强闷声道：“他不动刀，建军也死不了。”

我心里一阵发紧。是啊，法律审判的是一瞬间的杀人动作，可在这动作之前，那绵延日久的恩怨、背叛、勒索、愤怒，又该由谁来审判呢？这些话在我舌尖转了转，又咽了回去。这里的逻辑似乎简单直接得多，因果链条清晰而残酷。

去县法院的路途显得格外漫长。破旧的中巴车在颠簸的土路上摇晃，扬起的尘土把车窗糊成黄色。车上大多是去县里办事的村民，他们高声谈论着家长里短、庄稼牲口，偶尔，会有压低了的嗓音提及“刘家沟那事”，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我们。我感到一阵不自在，仿佛自己成了玻璃缸里的鱼，被外界好奇而审慎的目光打量着。这是一种在南方城市里从未有过的体验，在那里，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而在这里，个人的悲剧仿佛是整个社区的公共事件。

县法院的门楼比我想象的要气派些，但也透着一种体制内建筑特有的肃穆与疏离。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人，多是刘家和王家的远亲，以及一些来看热闹的村民。他们看见我们，交谈声瞬间低了下去，让开一条路。

我看见了刘建红，她穿着一身黑，搀扶着几乎直不起腰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整个人缩成了一团，依靠着女儿，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刘建红看见我们，点了点头，脸上是哭干了眼泪后的麻木与坚韧。她身边站着几个本家男人，脸色铁青。

另一边，王猛也来了，独自一人站在角落，穿着一件半旧不新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胡子也没刮，显得落魄而憔悴。他不敢看刘家人，也不敢看我们，目光躲闪着，盯着自己的鞋尖。小芳没有来。我想，她大概是没有脸面，也没有勇气出现在这里，面对死者亲属的灼灼目光。

李强走过去，跟刘建红低声说了几句，又拍了拍她带来的两个侄女的肩膀。小梅和小芳（次女）穿着不合身的素色衣服，小脸上满是惊恐和茫然，紧紧依偎在姑姑身边。小梅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喊什么，最终却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那眼神里的东西，让我心口揪着疼。那个梦想当护士的、早熟懂事的孩子，被迫一夜之间直面成人世界最血腥的残酷。

庭审的过程，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进过法庭的南方人来说，是极其压抑和程序化的。法庭不大，空气里弥漫着旧木头、灰尘和一种冷冰冰的法律文书的气味。法官穿着法袍，表情严肃，法槌敲响的声音在小小的空间里回荡，让每一次心跳都不由自主地跟着收紧。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语气平稳却字字千钧：“……被告人王某某，因与被害人刘建军存在经济纠纷，心生怨愤，在刘建军再次对其进行勒索时，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刀具捅刺刘建军胸部，致其心脏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听着那些冰冷的法律术语，试图将它们与那个黄昏、那个油腻嘈杂的小饭馆、那个暴怒的男人和喷溅的鲜血联系起来。法律试图将复杂混沌的人间悲剧，规整进一条条清晰的条款里，这过程本身，就带着一种剥离血肉的残忍。

王父被法警带了上来。他穿着号服，几日不见，仿佛苍老了二十岁，背佝偻着，头发全白了。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扫过旁听席，在看到王猛时停顿了一下，又迅速垂下，再无生气。那个曾经在自家灶台前挥洒自如、嗓门洪亮的饭店老板，此刻缩成了一个符号——“被告人”。

质证环节漫长而折磨人。警方出示了现场照片、凶器、勘验笔录。当那些打了马赛克依然能想象其惨状的照片被投影出来时，旁听席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气声。老太太发出一声呜咽，几乎晕厥过去，被刘建红和刘家亲戚手忙脚乱地扶住。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赶紧移开了视线。南方的死亡多是温吞的、渐进的，或是隔着医院洁白的床单，何曾见过如此赤裸裸的、暴力撕裂生命的呈现？

饭店的服务员、当时零星几个食客作为证人出庭，他们的证词磕磕巴巴，带着浓重的乡音，需要法官反复询问才能听清。他们描述了刘建军如何醉醺醺地进来，如何拍桌子骂人，如何索要“补偿”，王父起初如何忍让，最后如何爆发。他们的叙述碎片化，细节略有出入，但拼凑出的画面，与我记忆中那个血腥黄昏的底色是一致的。

然后，是我。

当法警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的腿有些发软。在法官的指示下，我走向证人席。那个位置仿佛处在整个法庭目光的焦点，我能感觉到刘家人悲恸而期待的眼神，王猛复杂难辨的目光，还有李强担忧的注视。我的手心全是汗。

“证人，请将你当天所见，如实向法庭陈述。”法官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那么颤抖。我用带着明显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尽量客观地回忆那天的一切：如何因为帮小梅送东西而路过饭店，如何听到里面的争吵声，如何看到刘建军指着王父骂骂咧咧，王父最初如何试图讲理，后来情绪如何越来越激动，直到那句“……逼急了老子跟你拼了！”，以及最后那迅猛而绝望的一刀。

我说得很慢，尽量回忆每一个细节，包括空气里弥漫的酒气、油烟味，以及王父动手前那双骤然变得赤红绝望的眼睛。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刻意回避。我知道，我的证词很关键，它可能关乎量刑的轻重。

检察官问：“证人，你之前是否认识被告人和被害人？关系如何？”

我答：“通过我丈夫认识。被害人刘建军是我丈夫的朋友，被告人王父是饭店老板，我们去吃过几次饭。没有私人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