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 汴京惊变 徽宗禅位（2/2）

龙德宫内，气氛异常微妙。已是太上皇的赵佶（徽宗），虽已褪下龙袍，但眉宇间的艺术家的敏感与帝王被迫退位的落寞交织在一起。他召来了儿子，新皇帝钦宗赵桓。

宫殿内香气氤氲，却驱不散那股无形的沉重。赵佶看着眼前这个被迫扛起江山重担的儿子，眼神复杂。有愧疚，有担忧，或许还有一丝如释重负。

“桓儿，”赵佶的声音带着疲惫，“如今国事艰难，外寇压境，皆是……皆是朕往日昏聩所致。”他拿出早已拟好的“罪己诏”，言辞恳切（至少表面如此），将朝廷积弊、军备废弛、用人不当等责任揽于自身，祈求上天原谅，并为民受难（意指退位）。

这番表演，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一种精明的政治算计。通过主动认错、禅位，赵佶成功地将亡国的直接责任从自己身上剥离，将烂摊子甩给了儿子。他退居幕后，名为“太上皇”，实则为自己在可能的灾难性后果中预留了退路。如若都城不保，他或许还能以“已退位”的身份，寻求某种程度的转圜或保全。

赵桓跪在父亲面前，心情更是复杂。他自幼长于深宫，酷爱读书，性格更偏向文弱，从未想过会在如此危难之际继承大统。他对皇位并无太多渴望，甚至感到这是一副无比沉重的、可能将他压垮的枷锁。他明白父亲的用意，也清楚自己已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无可逃避。

“儿臣……儿臣定当竭尽全力，保全社稷，不负父皇重托。”赵桓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无奈和惶恐。

禅位仪式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仓促举行。太庙告祭，百官朝拜新君，改元“靖康”——取“安定康宁”之意，但这年号在此时此地，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赵佶移居龙德宫，理论上不再过问政事。赵桓正式登基，成为宋钦宗。

登基大典的钟磬之声，似乎还在皇宫上空回荡，但现实的压力已如泰山压顶般袭来。钦宗赵桓坐在宽大的龙椅上，却感觉如坐针毡。御案上堆积如山的，不再是风花雪月的诗词书画，而是雪花般飞来的告急文书：某处城墙需要加固，某军粮草告罄，某地将领请求指示，金军又在何处进行了劫掠……

他召见大臣，商议对策。朝堂之上，争论激烈。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慷慨陈词，主张坚守待援，激励军民，与金军决一死战。而以李邦彦、张邦昌为首的主和派，则强调敌我力量悬殊，固守风险极大，应不惜代价，尽快与金人议和，以保全宗庙社稷。

钦宗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摇摆。他深知尊严和气节的重要，不愿轻易向蛮夷屈膝；但他更害怕城破之后，宗庙倾覆，自己成为亡国之君。李纲的忠勇让他感动，但李邦彦等人描述的城破后惨状更让他恐惧。他既想振作，又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和手腕。他的决策，往往在战与和之间反复，使得守城事宜也显得混乱不堪。

他努力做出一些姿态：亲自巡视城墙，犒劳守军，下诏天下兵马勤王。但这些措施，在强大的金军和内部根深蒂固的腐朽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他试图展现刚毅，但眼底深处的怯懦，却难以完全掩饰。

夜幕降临，汴京城墙上的火炬在寒风中摇曳不定，映照着守军士兵紧张而疲惫的面庞。皇宫内，烛火通明，新皇帝钦宗却独自在巨大的宫殿中徘徊，窗外是死寂的皇城和远处天际被金军营火映红的夜空。父亲的退位、童贯的鲜血、朝臣的争论、城外的危局……这一切都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汴京城，这座象征着北宋繁华与文明的伟大城市，如今已成为浩瀚历史波涛中一叶飘摇的孤舟。新帝登基，并未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反而使那种大厦将倾前的压抑和绝望，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刻。未来的命运，如同一片漆黑的迷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