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编书传世(1/2)
第五十二章·编书传世
初夏的阳光透过翰林院的窗棂,在堆积如山的书卷上投下金斑。沈砚之放下手中的狼毫笔,指尖轻轻拂过最后一页书稿的落款——“嘉佑三年夏,沈砚之撰”。历时三载,《历代河防志》终于定稿,桌上堆叠的手稿足有三尺高,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发毛,密密麻麻的朱笔批注里,藏着他踏遍江河的足迹。
书童小心翼翼地将书稿整理成册,蓝布封面上,“历代河防志”五个大字沉稳厚重,是沈砚之亲笔题写。全书共二十卷,上溯夏禹治水,下至仁宗朝的漕运新法,不仅记载了各朝河工技术、河道变迁,更收录了无数治水名臣的奏议、民间河工的经验谈,甚至附有百余幅手绘的河防图,从堤坝结构到闸门设计,细致得连螺钿的排列方式都标注分明。
最特别的是卷首的序言。沈砚之没有堆砌辞藻,只以平实的笔触写道:“治水如治世,需顺其性,导其流。堵则溃,疏则通;急则乱,缓则安。观历代河患,非水之过,乃人之失也——或贪功冒进,强堵河道;或懈怠渎职,坐视淤塞。故治河者,先治心,后治术。”
这短短数语,道尽了他编书三载的心得。想起当年在黄河边,见百姓为争夺水源械斗,他曾问老河工:“为何不筑高堤坝,一劳永逸?”老河工指着奔流的河水笑:“水跟人一样,你逼得紧了,它就翻脸;顺着它的性子,给它条出路,它就乖乖听话。”如今想来,这话不仅适用于治水,更适用于为官、治国。
书稿送入宫中三日后,仁宗召沈砚之入宫。御书房内,《历代河防志》摊在龙案上,书页间夹着不少便签,显然皇帝已细细读过。
“‘治水如治世’,说得好!”仁宗指着序言,语气里满是赞叹,“朕原以为这是部河工技术书,读了才知,竟是部治世的镜鉴。你看这卷五记的东汉王景治水,‘不毁故道,增筑堤防’,与你如今的漕运新法‘先试点,再推广’,道理竟是相通的。”
沈砚之躬身道:“陛下圣明。历代治河,凡成功者,皆因懂得‘顺势而为’;失败者,多是妄图‘逆天改道’。治国亦然,新政如治水,需体察民情,循序渐进,方能行稳致远。”
仁宗抚着书卷,指尖划过“治河者,先治心”六字,忽然叹道:“你这书,哪里是记河防,分明是记人心啊。多少官员,治河时想着‘速成邀功’,治国时想着‘聚敛私利’,说到底,是心不正,术再精也无用。”
他抬眼看向沈砚之:“朕决定,将《历代河防志》定为官员必读书,凡新科进士、地方官员,人手一册。让他们都看看,古往今来,是哪些心术不正者毁了河道,又是哪些心怀百姓者护得江河安澜。”
诏令一下,《历代河防志》立刻传遍朝野。地方官争相传阅,有州官在奏折中写道:“读此书才知,此前治水一味筑堤,实为下策。今仿书中‘导淤为田’之法,既疏了河道,又增了良田,百姓称颂。”连平日里只知吟诗作对的文官,也对着书中的河防图钻研起来,感叹“治河之术,竟比写诗更需匠心”。
消息传到西夏,使者特意求见仁宗,愿以良马百匹换《历代河防志》的译本。“我大夏境内黄河支流常年泛滥,听闻宋廷有此奇书,愿重金求购,造福百姓。”使者的语气带着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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