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番外之东赵兴商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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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先进的制度，为东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史载“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庞大的商税收入，使得赵珩能够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下，推行一系列强国举措：

东赵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以海战见长的“苍蛟营”水师，不仅有效打击了沿海走私，更保护了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线。

东赵设立“格物院”，鼓励工匠改进造船、航海、纺织等技术，而非仅仅钻研经学。商业利润回流，资助了不同于汉赋风格的、更贴近市井生活的“町人文学”和写实画派。

东赵还大规模修缮和扩建港口、官道，形成了以新邺为中心，连接扶桑、流求乃至南下南洋的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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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辉煌之下，阴影也随之蔓延。

再完善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地方税务官员与当地豪商勾结，“以权谋私，纵容漏税” 的现象屡禁不止。商人则通过绕道偏僻路径、假借官船或权贵之名、货物拆分等方式逃避税款，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猫鼠游戏。

为了在偏远地区或征收成本过高的领域提高效率，东赵引入了包税制。政府设定一个税额，由商人或地方豪强竞标，中标者负责征收，超额部分归己。

这虽然保证了中央的稳定收入，却极易导致包税人为了牟利而横征暴敛，“其害甚于虎狼”，最终加重了守法商人的实际负担，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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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高额利润驱使下，走私活动异常猖獗。从扶桑的银矿、流求的蔗糖，到严禁出口的军械图谱，都成为走私的热门商品。打击走私成了“议事堂每日必议，每月必头痛”的难题，迫使朝廷不断强化市舶司的稽查力量，甚至动用海军参与围剿。

随着苍蛟营肃清了主要航道，东赵的海外贸易迎来了黄金时期。

设于主要港口的市舶司，通过对进出口货物抽分（实物税）和征收舶税，为国库带来了滚滚财源，其收入甚至一度超过了内陆商税。

来自天竺的香料、大秦的玻璃、南洋的珍珠，与东赵的漆器、丝绸、改良倭刀进行交换，新邺、博多、鹿儿岛等港口城市呈现出“帆樯如林、货积如山”的盛况。

但这同样使得东赵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增强，国际局势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国内市场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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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的崛起，本质上是一条与大汉“独尊儒术”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大汉通过思想统一来强化中央集权，其经济基础是稳固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的严格等级。

而东赵，在成王赵珩的领导下，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低调的变法”。

它抬高了“商”的地位，使其与“农”并列为国家支柱；它的人才选拔，虽未完全废除经学，但更看重计算、管理、外交等实用技能。

它的文化氛围，因商业的繁荣而更显开放与多元，充满了探索与求实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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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汉的儒生们在朝堂上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时，东赵的工匠们在格物院里改进着帆索与罗盘，它的商船队正扬帆远航，将王国的触角延伸至未知的海域。

东赵用商业累积的财富，支撑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装备精良的陆军，它不再执着于夺回朝鲜，而是通过经济渗透与外交结盟，在东亚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海洋贸易圈，静静地等待时机。

成王赵珩和他的东赵，或许没有完全复制大汉的辉煌，但他们在一片看似贫瘠的岛屿与海洋上，凭借着一套开创性的商税制度与务实求新的国策，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

这条路上，充满了铜钱的味道、海风的咸腥，以及一个民族不甘沉沦、勇于开拓的勃勃雄心。它的故事，如同一颗在大汉光辉边缘独自闪耀的星辰，在平行世界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独特而璀璨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