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变局2（2/2）

哎呀呀！秦长官真是华县百姓的福星！

地皮？县里最好的地段随您挑！

人手？包在我身上！

县府全力支持，绝无二话！”

他仿佛看到了政绩和财源滚滚而来。

秦云点头：

“好。

待西安事态平息，我便派顾长松厂长前来县府详谈选址建厂事宜。”

一个制衣厂的承诺，轻松换取了华县防务的顺利接管和廖县长的鼎力支持。

至此，西安正东方向的两座关键县城——华阴、华县，已尽在秦云掌控之中。

他布下的这道“东大门”防线，如同在中央军与西安城内剑拔弩张的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筑起了一道实质性的缓冲隔离带。

秦云深知，东北军内部已生变节。

如洛阳的东北军第6炮兵旅旅长被妻子劝说投靠中央军，杨虎城派往潼关的部队也落入中央军之手，局势瞬息万变。

他此举，既是自保，也是一种微妙的平衡策略——

将自己定位为“秩序维持者”而非某一方的直接敌对力量。

刻不容缓，秦云立即向远在蓝田与南京斡旋的舅舅宁木若发去密电：

“舅父钧鉴：

华阴、华县两城及交通要冲均已在我部有效控制之下，并实施严格军管戒严。

此举旨在隔绝混乱，维持地方秩序，静待事变和平解决及中央最终指令。

恳请舅父速报南京当局：此区域为‘缓冲区’，我部严守中立，‘保境安民’，绝无他意。

务请严令其他中央军部队，切勿向此区域擅动刀兵，以免误伤友军，徒增事端！

云，叩首。”

电报发出，秦云站在华县城头，望向西边沉沉的夜幕。

西安城的方向，火光与枪声虽不可闻，但无形的硝烟仿佛已弥漫天际。

他布下的棋子已然落定，这道由钢铁、意志和精密算计构筑的“东大门”，将成为风暴边缘一道沉默而坚固的闸门。

接下来，是等待风暴中心的博弈结果，以及如何在复杂的棋局中，为自己和这一方，争取到最有利的未来。

1936年12月12日上午，张、杨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

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还于12月12日凌晨5时前致电陕北教员，电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其后张、杨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张少帅为了争取南京方面的助力，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继通电之后，又分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说明只要接受抗日要求，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

张、杨发动兵谏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特别是一些素有联系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等，请他们“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

致电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说明真相，征求意见。

1936年12月15日又决定派代表分赴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向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详细说明兵谏真相和目的，争取他们的支持。

12月13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员讲话，12月14日、15日，张学良、杨虎城到电台发表讲话，12月16日，两人又在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的“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话。

此外，12月16日，张学良还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

12月19日，又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等等。

张学良、杨虎城在每次讲话中都说明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过多次的劝告和诤谏，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促其觉悟。

采取这种做法“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只要民族能够争取生存，为功为罪，非所计较”。

而南京方面：

1936年12月13日，何应钦利用政府名义，下令将张少帅褫夺本兼各职。

193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并特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讨伐令如下：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乃犹不 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嵎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

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

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

此令。

何应钦下了讨伐令以后，除指挥中央军开进潼关，历史上中央军除向华阴、华县挺进外，并于12月16日派大批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

但现在因为宁木若通电孔院长华县、华阴、蓝田、长安四县将与中央保持一致。

中央军在华阴县东就被独立连的士兵阻拦，中央军请示南京后，只有驻军在潼关，形成威压之势，但没有再轰炸华阴和华县。

与此同时，宋美玲在孔院长和大姐孔爱林的支持下，一面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宋美玲是当时航空委员会主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

一面又会同宋子文、孔向西和一些亲英美人士积极主张缓和局势，抵抗亲日派，营救委员长，并央请以前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当时充委员长的顾问的英国人端纳飞往西安，探明情况，设法把委员长营救出来。

经过多方周旋，1936年12月24日，西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内容主要包括：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委员长同意上述协议，并表示以个人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1936年12月25日，张少帅在没有告知东北军部属和伍豪的情况下，陪同委员长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

委员长回南京后，分化瓦解了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是他迫于形势，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

但是随即对陕西军政大员展开了报复，背信弃义，长期监禁张学良，并撤掉了杨虎城的所有官职，逼迫其出国考察，1937年杨回国后就被抓捕，在1949年将杨主任杀害，这是后话。

邵主席被免去陕西省府主席一职。

东北军和西北军被委员长打散到各处，或被兼并、或被整编。

省府的大员被陆续调往各处任职，唯有宁木若和独立营被保留了下来，宁木若继续担任省府秘书长，独立营被升为警备旅，驻防西安。

而独立连，被升格为华县警备团，团长由原独立营的副营长潘康贵担任。

按照命令，警备团驻守华县，而独立连升级为警备团一营。

警备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还是石墩担任，石墩的军衔也成为了中校。

其他三个排长也因为在事变中做到了稳定地域的功劳，都成为连长，军衔也都升了一级。

当然，秦云也因为这次功劳特殊被任命为警备团参谋处副处长，军衔破格晋升为少校。

1937年2月5日，委员长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

“（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

（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

（四）加强军队之训练。

（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在南京开幕，根据蒋介石的五项方针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