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章 炉火重生（上）—— 从战场到厂房（1/2）

平津战役的硝烟，在寒风中渐渐飘散。北平的和平解放，为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四野主力挟大胜之威，未及洗去征尘，便又浩浩荡荡地挥师南下，饮马长江，剑指江南。战争的巨轮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蒋介石政权的最后巢穴隆隆碾去。

然而，在滚滚南下的铁流中，有两支人马却逆着方向，悄然北返。李云龙和赵刚，这两位刚刚在天津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接到了来自中央和东北局的一纸全新命令。命令的内容，让两个习惯了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与沉重：

“……任命李云龙同志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兼军事工业管理局局长；任命赵刚同志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政治委员，兼军事工业管理局政委。即日起，解除野战军职务，全力负责沈阳及东北地区原有军事工业体系的全面接收、整顿、恢复与建设工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及巩固国防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命令是林总亲自签发的，简短，却字字千钧。在四野总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林总看着面前两位爱将，语气罕见地带着一种长远的嘱托：“仗，你们打得很好。但光会打仗，建不成新中国。东北，特别是沈阳，是我们接收的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是未来共和国工业的‘长子’。这个‘长子’能不能健康长大，扛起国防和建设的重担，很大程度上，就看你们能不能把它从战争创伤中救活，把它理顺、搞强。这是一场不亚于淮海、平津的硬仗，而且是没有硝烟、更为复杂的硬仗。你们一个敢闯敢干，一个稳重周全，正合适。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向东北局，向我反映。但任务，必须完成！”

从总部出来，坐在返回沈阳的吉普车上，李云龙望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依然残留着战争痕迹的华北平原，久久沉默。赵刚也难得地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膝盖上的公文包，里面装着那纸命令和初步的情况简报。

“老赵，”李云龙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这……管工厂？造机器？我李云龙摸了一辈子枪把子，认得最多的铁家伙就是刺刀和枪栓。让我去管那些车床、锅炉、高炉……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赵刚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转过头，镜片后的眼神虽然也有疑虑，但更多是一种接受挑战的沉稳：“老李，咱们当年参加革命，拿起枪的时候，谁会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现在革命形势发展了，任务变了，咱们就得跟着变。不懂就学，边干边学。林总说得对，建设新中国，光有会打仗的将军不够，还得有懂建设的行家。咱们未必能成行家，但至少，得把这摊子事管起来，让它转起来，为前线，为将来，打好这个基础。”

“道理我懂。”李云龙挠了挠头，一脸苦相，“可我一看见那些图纸、数据、洋码子（外文）就头大。还有那些留用的工程师、技工，说话文绉绉，心眼怕是比战场上的鬼子还多。这可比带兵难多了。”

“难，才更要咱们去。”赵刚语气坚定，“正因为咱们是外行，才更要依靠内行，依靠工人阶级，依靠留下来的技术人员。只要路线对了，方法对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看简报上说，沈阳的工厂破坏严重，但基础还在，人心思定。咱们先去把情况摸清楚，把摊子接过来，把人稳住，再一步步想办法恢复生产。”

李云龙叹了口气，不再说话，只是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他知道，赵刚说得对。作为党员，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只是这个弯，转得有点急，有点大。他仿佛已经闻到了厂房里那股混合着机油、铁锈和煤烟的特殊气味，那是一种与他熟悉的硝烟和汗水截然不同的、属于另一个战场的气息。

冬末的沈阳，积雪未化，寒风依旧刺骨。但城市的气氛与几个月前解放时已大不相同。庆祝的标语依然鲜艳，街头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军容整肃，一些主要的商店恢复了营业，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街道。战争的创伤依然随处可见——被炮火损坏的楼房、街头巷尾未及清理的瓦砾、许多百姓脸上尚未褪去的菜色——但一种重建家园的生机，已经开始在城市脉搏中隐隐跳动。

李云龙和赵刚的“新衙门”，设在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兵工署一座气派但此刻显得空荡冷清的欧式大楼里。楼前挂上了崭新的白底黑字木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军事工业管理局）”。哨兵持枪肃立，但进出的人员稀少，与昔日野战军指挥部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的火热场面形成鲜明对比。

最初的几天，是淹没在文山会海和陌生面孔中的晕头转向。东北局、东北军区的领导接见、谈话，交代政策、划定职责范围。原留守的接管干部汇报情况，捧来堆积如山的档案、清单、报表——设备清单、资产清单、人员名册、损毁报告……纸张泛黄，字迹潦草，数字混乱，许多还是日文或英文。留用的原国民党政权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被引荐过来，穿着旧西装或长衫，态度恭敬中带着掩饰不住的疏离和观望。本地的党员干部、工人代表、工会负责人也纷纷前来，反映情况，提出要求，言辞急切。

李云龙听得头昏脑涨。那些专业术语——什么“铣床”、“刨床”、“热处理”、“锻压吨位”、“合金比例”——如同天书。那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派系纠葛、历史遗留问题，比敌人的防御体系还要让人理不清头绪。他强忍着拍桌子骂娘的冲动，尽量让自己显得耐心，但紧锁的眉头和不时粗重的呼吸，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躁。

赵刚则显得从容许多。他仔细倾听，认真记录，不时提问，语气平和。他很快抓住了几个关键：第一，资产状况极度混乱，大量设备或被破坏、或被转移、或闲置锈蚀，实际家底不清；第二，人员思想复杂，留用人员顾虑重重，工人群众热情高但缺乏组织，技术力量青黄不接；第三，生产体系瘫痪，原料（特别是钢材、有色金属、焦炭）断绝，动力（电力、煤炭）供应不稳定，流动资金枯竭；第四，管理机构涣散，原有的官僚体系崩溃，新的有效管理机制尚未建立。

晚上，在分配给他们的、同样位于这座大楼里的临时宿舍（条件比野战军营房好不了多少），两人对着煤油灯，梳理着白天的信息。

“一团乱麻！”李云龙脱掉外衣，重重坐在硬板床上，“设备，坏的坏，丢的丢；人，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想干没技术；要啥没啥，煤电都不稳。这哪是工厂，分明是个烂摊子！”

“是烂摊子，但也是宝贝摊子。”赵刚用热水拧了把毛巾递给李云龙，“老李，别忘了，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具备相对完整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的地区。那些机器，就算坏了，也是机器，修好了就能用。那些人，只要有技术、肯出力，就是宝贵财富。现在的混乱，是因为旧体系被打碎了，新秩序还没建立。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废墟上，把新秩序建起来，让机器重新转起来，让人心重新聚起来。”

“说得轻巧。”李云龙擦着脸，“怎么建？从哪儿下手？总不能咱们俩天天坐在这楼里看文件、开会吧？”

“当然不能。”赵刚坐到他旁边，摊开笔记本，“我看，咱们得分分工，抓重点。你主外，我主内。你带着懂行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明天开始，就下厂！一个厂一个厂地跑，实地看设备，问工人，摸清真实家底，找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那几个重点厂：奉天造兵所（现在叫‘沈阳兵工厂’）、鞍山钢铁、抚顺煤炭、本溪煤铁、还有大连的造船和化工厂。看看机器到底坏到什么程度，缺什么零件，工人生活怎么样，技术人员有什么想法。你在部队有威信，敢拍板，解决实际困难、稳定局面、震慑歪风邪气，需要你这种魄力。”

“那我呢？”李云龙问，情绪稍微好了点。

“我留在机关，做‘内务’。”赵刚说，“第一，整理这些档案，尽量梳理出清晰的资产和人员脉络，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着手组建新的管理机构框架，选拔和调配得力干部，特别是懂技术、懂管理的干部。第三，研究制定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和急需的政策，比如如何保障工人基本生活、如何对待留用人员、如何筹措启动资金和原料。第四，加强与东北局、东北军区、中央财经委乃至 soon 可能要与苏联方面打交道的联系，争取支持。咱们随时通气，你那边发现什么问题，我这边研究对策；我这边有什么想法，你到厂里去验证和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