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山雨欲来（上）—— 远方的雷鸣与未雨绸缪（1/2）

秋天的沈阳，天高云淡，但工业部大楼里的气氛，却随着从不同渠道汇集而来的、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日益变得凝重、沉滞，仿佛暴风雨前低垂的铅云。曾经弥漫在车间和办公室里的那种“大干快上、支援建设”的单纯热情，渐渐被一种更深沉、更复杂、带着隐隐焦灼的使命感所取代。

信息的来源是多元而破碎的。除了官方渠道有限的情况通报，赵刚要求设立并不断加强的“技术情报翻译室”和通过香港等地获取的西方报刊摘要，提供了另一幅视角截然不同的图景。那些英文、日文报纸上充斥着“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向北推进”、“鸭绿江”等字眼，配着模糊但气势汹汹的美军坦克、舰载机、重型轰炸机的照片。广播里偶尔能收听到的“美国之音”等外台，更是用充满优越感和威胁性的语调，渲染着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和“统一朝鲜、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

这些信息，被沈先生等人翻译、整理、摘要，连同有限的公开战况分析，每天下午准时送到李云龙和赵刚的案头。起初，李云龙对那些弯弯曲曲的洋文和长篇累牍的分析不屑一顾：“看这玩意儿干啥？仗在朝鲜打，离咱们还远着呢！有这工夫，不如去车间多盯出几支枪！”

但赵刚坚持要看，而且要拉着李云龙一起看，一起分析。他会在晚上，泡上两杯浓茶，摊开那些翻译稿和地图，指着上面的地名和态势图，用他特有的冷静语气，一点点剖析：

“老李，你看，这是仁川，离汉城多近？一次两栖登陆，就把朝鲜人民军的主力后路给切了，战局瞬间逆转。这叫什么？这叫绝对的制海权和两栖投送能力，我们目前根本没有。”

“再看这些照片，美军的飞机，b-29，战略轰炸机，能从日本、从航母上起飞，把炸弹扔到北边的任何地方。他们的战斗机，性能远超我们现有和仿制的型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战火真的烧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没有空中掩护，工厂、城市、交通线，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炸弹下。”

“还有这些坦克，‘潘兴’、‘谢尔曼’，数量多，装甲厚，火力猛。我们的反坦克手段，除了少量战防炮和爆破筒，几乎没有有效对抗的武器。如果他们的装甲集群冲过来……”

李云龙最初是耐着性子听，但越听，脸色就越沉。他不懂太多国际政治和战略理论，但他懂打仗，懂战场上的优劣对比。赵刚描绘的这幅图景，结合他自己在战争年代面对日军和国民党美械部队时的体会，让他感到一阵阵寒意。那是一种装备上令人绝望的代差，是火力、机动力、防护力的全面碾压。

“他娘的，”李云龙一拳砸在摊开的地图上，“照这么说，这美国鬼子比当年的小日本和国民党精锐还要难缠得多？海陆空全占优？”

“从纯军事技术角度，是的。”赵刚摘下眼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而且，他们的战争动员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更是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他们可以把成千上万的飞机、坦克、大炮像下饺子一样生产出来，运到万里之外。我们呢？刚刚起步，百废待兴。”

“那……按照这架势，北边能顶得住吗？”李云龙问出了最核心的问题。

赵刚沉默了很久，缓缓摇头：“很难。实力差距太大。除非……发生奇迹，或者，有外力介入，改变力量平衡。”

“外力？谁？苏联‘老大哥’？”李云龙追问。

“苏联的态度很微妙。他们提供了初期支持，但直接大规模介入，与美军正面冲突的风险太大。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赵刚的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更有可能被卷入，也最直接相关的‘外力’……是我们。”

“我们？”李云龙霍然抬头，眼中精光一闪，“你是说……咱们可能要出兵？”

“不是可能要，是必须从最坏的情况打算。”赵刚语气异常严肃，“老李，你想想。鸭绿江对面就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建设的命脉所在。如果敌人真的打到了江边，甚至像这些报道里暗示的，要‘越过鸭绿江’，我们能坐视不管吗？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比谁都懂。当年抗日，不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美国人的飞机已经不止一次侵入我们领空，扫射轰炸了。这就是信号，是试探，也是威胁。”

李云龙在房间里焦躁地踱起步来。赵刚的分析，条条在理，都指向那个他不愿深想却又无法回避的可能性。出兵，跨过鸭绿江，去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正面碰撞！这念头光是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但他更知道，赵刚说得对，有些仗，不是你想不想打，而是别人逼到你头上，不得不打。

“妈的！”李云龙停下脚步，声音沙哑，“真要是到了那一步，那就是国战！是你死我活的国战！咱们现在这点家当……”

“所以，”赵刚接过话头，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坚定，“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不能再仅仅是为了‘支援建设’或‘常规换装’。必须立刻转向，以应对一场可能的、极端残酷的、与强敌的国战为标准，来重新规划、提升、储备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和技术研发方向！”

两人目光交汇，都看到了对方眼中那份沉甸甸的觉悟和破釜沉舟的决心。从这一刻起，东北军工的使命，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决心既定，行动雷霆万钧。李云龙和赵刚没有等待任何明确的上级指令（此时中央的决策也处于高度保密和激烈讨论阶段），他们基于自身的判断和责任感，率先在东北军工系统内部，启动了前所未有的“战争转换”与“极限动员”。

一系列命令和措施以最高优先级下达：

1. 生产计划全面重审与加码：所有正在执行的生产计划，无论是“51式”枪族、“107火”，还是迫击炮、弹药，全部进行重新评估。在现有设备、人员、原料可能达到的极限范围内，制定出新的、翻倍甚至数倍的“战时应急生产指标”。指标不再仅仅是“争取完成”，而是“必须完成，完不成追究主官责任”。

2. 生产线优化与复制：组织最强的技术力量，对已经成熟的生产线进行“拆解分析”，找出瓶颈工序，不惜代价进行技术改造或设备补充（充分利用拍卖所得设备），挖掘每一丝潜力。同时，开始规划在现有厂房内，或利用新建、扩建的厂房，复制成熟生产线，迅速扩大产能基础。赵刚提出了“母厂带子厂，老厂带新厂”的模式，要求沈阳兵工厂等核心单位，不仅要完成自身生产任务，还要负责为其他新建或转产的工厂培训技术骨干、提供技术图纸和工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