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章 军医体系建立（1/2）

南京国子监内新学与旧儒思想交锋的余波尚未平息，一份由枢密院会同兵部、格物院医学所联名上奏的《陆军及海军医疗保障改革疏》，便再次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虽不似思想辩论那般激烈，却同样关乎帝国根基的讨论。

这份奏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刚刚结束的收复台湾之役。战役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随军的几位格物院医学所观察员，以及部分有心的将领如陈泽，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军中医护。

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台湾战役中暴露出的医疗困境：前线伤兵救治完全依赖随军的、数量严重不足的传统“金疮医”和僧道郎中，手段原始，多依靠经验；伤兵转运回后方营地的过程混乱而漫长，许多本可挽救的士兵因失血过多或感染，死在了颠簸的路上；营地里所谓的“医棚”条件恶劣，缺乏统一的卫生管理，伤口“发疽”（感染）而死的比率，甚至超过了阵亡人数；对于敌方伤兵，更是往往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这不仅有违人道，有时反而会激化当地人的抵抗情绪。

“陛下，” 奏疏的主笔人，格物院医学所副主事，一位曾深入前线、脸上还带着南方烈日灼伤痕迹的中年人张继科，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台湾一战，我军将士勇猛无畏，火炮犀利，战舰坚牢，此乃陛下圣明，格物之功。然，许多忠勇之士并非死于敌酋刀炮，而是亡于伤后救治不力！一卒之成，需数年操练，耗费钱粮无数，却因区区创伤溃烂而折损，实乃国之憾事！”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痛：“臣等观红夷（荷兰）伤兵，其随军医者虽手段与我不同，却有固定流程，伤兵集中管理，虽亦多死亡，然其体系初具。反观我军，虽有勇力，于此道却落后矣！长此以往，于军心士气，于兵员保全，皆为巨大隐患。”

张继科的话，让参与会议的不少老成持重的将领，如刚刚卸任海军提督、转任枢密院副使的郑芝龙等人，都陷入了沉思。他们久经战阵，见惯了生死，但也深知张继科所言非虚。一支只能打胜仗，却无法有效保全有生力量的军队，终究是跛足的。

“尔等有何具体章程？” 朱由检端坐于上，声音平静，但目光锐利。他对此事的关注，远超寻常臣子的想象。在第二卷推动格物院设立医学所，支持其研究“病菌说”、推广“高温消毒法”时，他就已经预见到这一天。战争的形态在改变，后勤与医疗保障必须跟上。

张继科深吸一口气，呈上了详细的方案：

“臣等愚见，当在陆军及海军体系中，建立独立的‘军医司’，专司一切医疗卫生事宜。其首要之务，乃系统培训‘战地救护员’。”

他解释道，这些救护员不同于传统郎中，需由识文断字、身体强健的士兵中选拔，接受格物院医学所统一的速成培训，掌握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以及识别常见战场疾病等基本技能，并配发标准化的急救包。他们将被分配到最基层的哨、队一级，确保伤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初步处理。

“其二，于各主力镇、协以及海军分舰队，常设‘野战医院’。” 张继科继续阐述，“此医院非固定建筑，乃由特制帐篷、车辆或舰船舱室构成，具备机动性。院内需划分清洁区、处置区、重伤区，配备经过更严格培训的医官、护士（可从民间招募健妇或使用轻伤员），储备足量药材、器械，并能进行较为复杂的外科处置。重伤员经前线救护员处理后，需尽快后送至此类医院。”

这时，一位兵部的老郎中提出了异议：“张主事所言，固然有理。然则，此举耗费巨大！培训人员、设立医院、配备药材器械，皆需银钱。且我军历来编制，并无此等员额。再者，医者地位卑下，于军中设立专职，品秩如何界定？恐遭卫所军将抵制。”

这确实是实际问题。改革必然触及现有的利益格局和习惯。

不等张继科回答，朱由检却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银钱之事，可由内帑与太仆寺马价银中先行拨付一部分，其余列入明年兵部预算。员额编制，枢密院与兵部重新核定，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可设‘暂编’名额，先行试点。至于品秩地位……”

他略一沉吟，“军医司官员，可视同技术官，品秩单列，与同级军官待遇等同。战地救护员，享双份口粮，有功者优先升迁。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待其成效彰显，何人还敢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