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洋行谍影：牡丹小组结构探查与武汉站督察（1/2）

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

第十九章 1939年6月5日·洋行谍影：牡丹小组结构探查与武汉站督察

1939年的上海初夏，一场梅雨季的骤雨刚过，公共租界的石板路缝隙里还积着水，倒映着沿街挂着的“大日本帝国领事馆”“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招牌，像一面面破碎的镜子，照出这座“孤岛”的荒诞与悲凉。清晨六点，英租界九江路的“亨得利钟表行”还没开门，卷闸门后却已亮起一盏昏黄的灯——这里是战时特别情报处的新临时据点，比起之前的“同和裁缝铺”，更隐蔽也更便于观察日资机构的动向。

令狐靖远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袖口别着块镀金怀表，正对着桌上摊开的上海日资洋行分布图出神。图上用红笔圈出的日清洋行，就在钟表行斜对面的街角，黑色的门楣上刻着日文，门岗处的日军宪兵正端着步枪来回踱步。他指尖落在“日清洋行经理佐藤一郎”的名字上，这是三天前“山口惠子的邻居”——特别情报处外围队员张妈传来的消息。

张妈是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头发花白，总是穿着蓝布衫，挎着个竹篮，每天清晨去巷口的菜场买菜，傍晚倒垃圾，看上去和租界里无数普通的家庭主妇别无二致。她的真实身份，是特别情报处安插在山口惠子住处附近的眼线，专门负责监视这位“牡丹小组”的可疑联络员。

“处座，张妈的消息来了。”门口传来轻响，队员小赵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草纸，纸上是张妈用炭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六月初二、初五，惠子午后三点出门，往日清洋行方向，与穿深灰西装男子见面，男子戴圆框眼镜，身高约五尺八寸，讲中文带日本口音，每次见面约一刻钟，后惠子返医院。”

令狐靖远接过草纸，指尖摩挲着纸面：“深灰西装、圆框眼镜、日本口音……结合之前‘鸽子’看到的，山口惠子每次和76号人员接头后都会去医院，而她每周二、五固定见这个人，此人大概率就是牡丹小组的核心成员。”他抬头看向小赵，“让张妈再留意，记录下这个男子的车牌号，还有他进出日清洋行的时间。”

“是。”小赵刚要转身，令狐靖远又补充道：“告诉张妈，别太刻意，就像平时一样，买菜路过时多瞟两眼就行，安全第一。”

小赵应声离开后，令狐靖远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看向斜对面的日清洋行。此时正是上班时间，穿着西装的职员们陆续走进洋行，其中一个穿深灰西装、戴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格外显眼——他走在人群中，腰板挺直，步伐沉稳，和其他职员的匆忙不同，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审视感。令狐靖远拿出随身携带的望远镜，仔细观察男子的面容：高颧骨，小眼睛，嘴角有一道浅浅的疤痕，正是张妈描述的模样。

“看来，这就是佐藤一郎了。”令狐靖远放下望远镜，心里有了判断。接下来，他需要确认佐藤在牡丹小组中的角色，以及小组的行动方向。

上午九点，令狐靖远拨通了“夜莺”的联络电话。“夜莺”本名林秀，是特别情报处安插在三井物产上海分公司的潜伏队员，表面身份是文书科的打字员。电话接通后，令狐靖远用暗语说：“家里的老钟坏了，想换个新的，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款式？”

林秀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有些紧张，却很清晰：“有一款‘六月十号’的钟，样式不错，但听说最近有人想打它的主意，要不要多留意？”

“好，你想办法把这个消息‘不小心’透出去，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令狐靖远说，“注意分寸，别让人怀疑你。”

“我明白。”林秀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令狐靖远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他安排林秀泄露的“假情报”——“军统计划6月10日袭击日租界军火库”，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日租界军火库是日军的重要据点，若牡丹小组真的负责行动策划，必然会对此事格外关注，只要他们有所动作，就能证实佐藤的角色。

中午十二点，林秀传来了反馈。她在三井物产的茶水间“不小心”将一份写有“军统拟于6月10日袭击日租界军火库”的假文件碎片掉在地上，被隔壁科室的日本职员捡起。随后，她又在和同事聊天时“无意”提起：“听说最近租界不太平，有人看到军统的人在日租界附近转悠呢。” 这些消息很快在三井物产内部传开，不出意外，应该会传到牡丹小组的耳朵里。

下午两点，令狐靖远按照约定，来到法租界的“蓝调西餐厅”，与苏联远东情报网的伊万接头。伊万是个高大的俄罗斯人，留着络腮胡，穿着白色的西装，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喝咖啡。看到令狐靖远进来，他起身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令狐先生，好久不见。”

令狐靖远在他对面坐下，点了一杯咖啡，用俄语低声说：“我需要日清洋行经理佐藤一郎的全部资料，越详细越好。”

伊万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令狐靖远面前：“早就为你准备好了。佐藤一郎，189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主修情报科。1931年参与九一八事变，负责收集东北军的军备情报，因功晋升少佐。1938年潜入上海，化名‘佐藤一郎’，担任日清洋行经理，实则是日军特高课派驻上海的情报官，擅长密码破译和特工训练，据说还参与过对军统密码系统的研究。”

令狐靖远打开信封，里面是佐藤的照片、履历表，还有一份日军内部的嘉奖令复印件。他快速浏览着资料，眉头越皱越紧：“没想到他资历这么深，看来牡丹小组的实力远超我们之前的估计。”

“是啊，这个人不好对付。”伊万喝了一口咖啡，“我还听说，他和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关系密切，经常一起开会。”

令狐靖远心里一动，影佐祯昭是日本梅机关的核心成员，擅长情报渗透，若佐藤和他有关联，那牡丹小组的背后，很可能有梅机关的支持。“谢谢你，伊万。”他将资料收好，“以后有什么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

“合作愉快。”伊万笑着说。

离开西餐厅，令狐靖远直接返回临时据点。刚进门，小赵就拿着一份电报迎了上来：“处座，武汉站的回电，还有小吴发来的密报。”

令狐靖远接过电报，先看小吴的密报。小吴本名吴志强，曾在军统武汉站通讯组任职，一年前调往特别情报处，因熟悉武汉站的内部流程，被令狐靖远派去调查情报延误事件。密报里详细写了他的调查结果：

“武汉站通讯组组长李建国，随枣会战期间连续工作七日，6月1日因过度疲惫，未向任何人交接，擅自回家休息。当日下午三点，‘日军第11军后续动向’的情报送达通讯组，因无人处理，积压至次日下午三点才被发现并发送，延误整整24小时。李建国返岗后，试图隐瞒此事，谎称情报是次日才收到的，但被通讯组的下属揭发。”

令狐靖远看完密报，脸色沉了下来。通讯组是情报传递的关键环节，李建国的失职，很可能导致前线将士因缺乏情报而陷入危险，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他立刻以军事委员会督察处的名义，向武汉站发送指令电报：

“一、撤销李建国通讯组组长职务，调往后方后勤部门任职；二、武汉站通讯组实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白班（8:00-20:00）由王浩、刘敏负责，夜班（20:00-8:00）由陈鹏、赵刚负责，交接班时需填写《情报传递交接记录表》，由值班人员签字确认；三、每月5日，由特别情报处派专员前往武汉站，核查通讯组的发报记录、交接班记录，确保制度落实；四、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需对通讯组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纪律教育，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电报发出后，不到一个小时，武汉站负责人张汉卿就发来复电。张汉卿是令狐靖远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也是他的旧部，复电中态度坚决：“坚决执行令狐处长指令，已将李建国停职，明日起实行双人值班制，每月将通讯组的整顿情况上报督察处。”

令狐靖远看着复电，满意地点了点头。武汉站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但他知道，军统内部的纪律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后续还需要持续督察。

傍晚六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租界里的路灯陆续亮起，昏黄的灯光映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泛起一片片光晕。就在这时，陈明楚突然到访临时据点。他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戴着顶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令狐处长，我有急事找你。”陈明楚走进来，摘下礼帽，脸上带着几分凝重。

令狐靖远示意小赵出去警戒，然后关上房门：“说吧，什么事。”

陈明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令狐靖远：“上海区第一行动队的林焕芝小组，准备在6月底狙杀汪伪《国民新闻》社长穆时英，但现在只掌握了穆时英‘每周三、六下午在福州路办公’的模糊情报，连他具体的办公地址、随身保镖数量、每日出行路线都不知道，林焕芝急得团团转，让我问问你这边有没有办法。”

令狐靖远接过纸条，上面写着穆时英的名字和简单的背景介绍。穆时英是着名的汉奸文人，投靠日伪后担任《国民新闻》社长，多次发表亲日言论，煽动民众投降，确实是锄奸的重要目标。“我知道了，”令狐靖远说，“穆时英的情报，我会让特别情报处的人重点收集，尽快给林焕芝答复。”

陈明楚松了口气，又压低声音说：“还有一件事，可能更麻烦。我通过上海区的内线得知，王天木最近和76号的丁默邨有秘密接触，就在上周三晚上，两人在虹口区的‘聚丰茶馆’见了面，聊了半个多小时。”

“什么？”令狐靖远猛地站起来，眼神锐利，“王天木他想干什么？”

陈明楚摇了摇头：“不清楚，内线只看到他们见面，没听到具体内容。但按军统的纪律，禁止与汪伪人员私下往来，王天木这么做，已经违规了。”

令狐靖远沉默了片刻，手指紧紧攥成拳头。王天木一向野心勃勃，总想抢功夺权，这次和丁默邨私下接触，是为了获取情报，还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不管是哪种，都违反了军统的铁律。“你让内线继续盯着王天木，有任何动静立刻告诉我。”令狐靖远说，“另外，我会安排人暗中监视王天木的行踪，查清他和丁默邨接触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