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假点诱敌：佐藤一郎的落网与傅宗耀的审讯（1/2）

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

第二十三章 1939年6月25日·假点诱敌：佐藤一郎的落网与傅宗耀的审讯

1939年6月25日的上海，英租界汇丰银行周边的街道还浸在梅雨季的余湿里。清晨七点，第一缕阳光勉强穿透云层，落在“亨得利钟表行”的木质招牌上，招牌上的铜字“亨得利”被雨水冲刷得发亮，却掩不住缝隙里的灰尘——这是令狐靖远为“假点诱敌”行动精心挑选的据点，地处英租界核心，毗邻汇丰银行，既符合“军统秘密联络点”的隐蔽性，又能让佐藤一郎觉得“值得突袭”。

钟表行的卷闸门刚拉开一半，“店员”小赵就端着一盆清水出来，用抹布擦拭着柜台——他的伪装身份是学徒，脸上沾着点机油，袖口挽起，露出半截小臂，看上去憨厚又勤快。里间，“老板”老吴正摆弄着一台老旧的电台，电台的天线故意从窗户缝里伸出去，在晨光里晃出一点金属的反光。这台电台是从报废的军统设备里拆出来的，外壳完好，却连不上信号，唯一的作用就是“故意暴露”。

“小赵，‘鸽子’来了没？”老吴压低声音问，手里还在假装调试电台的旋钮。

小赵擦柜台的动作没停，用眼角余光瞥了眼街对面的“庆丰茶馆”：“来了，在茶馆里跟茶客聊天呢，你看那穿灰布短褂的，就是他。”

街对面的茶馆里，“鸽子”陈阿四正端着一碗绿茶，唾沫横飞地跟几个茶客侃大山。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短褂，腰间别着个烟袋，活脱脱一个常年混茶馆的“老上海”：“你们知道不？斜对过那亨得利钟表行，可不是普通的铺子！我昨儿半夜路过，看见里面亮着灯，还听见‘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电台！”

一个茶客凑过来，压低声音：“阿四，你别瞎扯，那不是卖钟表的吗？”

“卖钟表？”陈阿四冷笑一声，神秘兮兮地掏出个烟卷，点上，“我亲眼看见的！前天下午，有个穿西装的人进去，手里拎着个黑皮箱，进去就关了门，过了半个钟头才出来，皮箱都空了——那指定是给重庆送情报的！听说老板是个军统大官，少将级别的！”

另一个茶客吓了一跳：“真的假的？英租界里敢藏军统？”

“怎么不敢？”陈阿四拍了下桌子，声音故意拔高了点，“人家有后台！再说了，那钟表行的后门通着弄堂，万一有事，撒腿就能跑——我昨儿还看见弄堂里有个穿短打的人转悠，那指定是放哨的！”

这些话，一半是令狐靖远教的，一半是陈阿四自己编的——他最擅长把“半真半假”的话掺在一起，让听的人信以为真。而他不知道的是，茶馆角落里，一个穿黑色短褂的男人正默默听着，手里的笔在纸上记着什么——那是佐藤一郎派来的“监视哨”，专门盯着钟表行的动静。

上午九点，令狐靖远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戴着顶礼帽，从钟表行的后门走了进来。他刚从临时监狱过来，傅宗耀的审讯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假点诱敌”行动结束后同步展开。

“处座，都安排好了。”老吴迎上来，递给他一杯刚泡的碧螺春，“李刚带20名队员，分别埋伏在茶馆、裁缝铺、杂货店——茶馆里3人，伪装成茶客；裁缝铺5人，伪装成伙计；杂货店12人，里面有个地窖，能藏10人，门口2人放哨。”

令狐靖远接过茶杯，走到窗边，撩开窗帘的一角，瞥了眼街对面的茶馆——那个“监视哨”还在，正低头喝茶。“山口惠子那边有消息吗？”

“刚收到老郑的信。”小赵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条，“山口惠子早上八点在日清洋行附近的咖啡馆见了佐藤一郎，把‘监视记录’给了他——就是我们伪造的那几张，上面写着‘每天有3-5人进出钟表行，夜间10点后有电台信号’。佐藤看完很兴奋，说‘下午就动手’。”

令狐靖远展开纸条，上面是老郑的字迹，写着“佐藤带5人，伪装成商人，下午3点突袭，交通工具是黑色轿车，车牌号沪a-5678”。“好，通知李刚，下午2点半前做好准备，信号是‘敲钟三下’——老吴，你负责敲钟，动作要自然，就像平常报时一样。”

老吴点头：“放心吧，处座，我这钟每天下午3点都会敲，佐藤肯定不会怀疑。”

安排好这边，令狐靖远又从后门离开，乘车前往临时监狱——那是英租界边缘的一家废弃工厂，厂房里空荡荡的，只有几间破旧的办公室被改成了审讯室。傅宗耀被关在最里面的一间，手脚都戴着镣铐，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椅上，脸色苍白，却依旧端着“富商”的架子，眼神里满是不屑。

“傅宗耀，别来无恙啊。”令狐靖远走进审讯室，坐在傅宗耀对面的桌子后，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我是军事委员会特别事件调查处少将令狐靖远，今天找你，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傅宗耀冷笑一声，别过脸：“令狐少将？我傅某做生意几十年，从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做生意？”令狐靖远拿起一份文件，扔在傅宗耀面前，“这是三井物产的物资往来清单，上面写着‘每月向宏济善堂供应军用绷带500箱、军服面料300匹’，签名是你傅宗耀——你一个‘慈善堂’的老板，买这么多军用物资干什么？”

傅宗耀的身体僵了一下，却依旧嘴硬：“那是给难民用的！难民太多，绷带不够，面料是做衣服的，有什么问题？”

“给难民用？”令狐靖远又拿起一份供词，“这是日军宪兵小田的供词，他说‘宏济善堂的物资，每月都会有一半运到牡丹小组的据点’——牡丹小组是日军的谍报组织，你不会不知道吧？”

傅宗耀的脸色变了变，双手攥紧了拳头：“我不知道什么牡丹小组！小田是日军，他的话能信吗？”

“那你再看看这个。”令狐靖远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宏济善堂仓库的地窖，里面堆满了日军的制式武器，“这是我们在你善堂的地窖里搜出来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傅宗耀看着照片，眼神里的不屑变成了恐慌，却依旧不肯承认：“这……这是日军放的！他们趁我不在，偷偷藏在里面的，我真的不知道！”

令狐靖远没再跟他纠缠，起身走到门口：“你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给你一个小时，要是还不肯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离开傅宗耀的审讯室，令狐靖远又去了隔壁的临时办公室，里面坐着李刚的副手张磊，正在整理“假点诱敌”行动的队员名单。“处座，下午的行动人员都到位了，武器也准备好了——20支冲锋枪，30把手枪，还有10枚手榴弹，以防万一。”

令狐靖远点头：“记住，尽量抓活的，尤其是佐藤一郎，他知道牡丹小组的核心机密。要是他反抗，就开枪伤他，别打死。”

张磊刚要应声，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是小赵跑来了：“处座，钟表行那边有动静！佐藤的黑色轿车到了，停在街对面的巷子里！”

令狐靖远立刻拿起外套：“走，回去看看。”

下午2点50分，英租界汇丰银行附近的街道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黑色轿车停在街对面的巷子里，佐藤一郎和5名牡丹小组队员从车上下来，都穿着灰色的西装，戴着礼帽，手里拎着黑色的皮箱，伪装成“来钟表行修表的商人”。佐藤一郎抬头看了眼钟表行的招牌，又瞥了眼街对面的茶馆——“监视哨”已经撤走了，他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行动。”佐藤一郎低声说，率先朝着钟表行走去，队员们跟在他身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看上去就像普通的顾客。

此时，钟表行里，老吴正在柜台后擦拭着一块怀表，小赵站在门口，假装看街景。李刚埋伏在杂货店的地窖里，透过门缝盯着外面的动静；茶馆里的3名队员，正假装喝茶，手却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裁缝铺的5名队员，拿着剪刀和布料，眼睛却瞟着钟表行的门口。

下午3点整，老吴抬起头，拿起柜台上的铜钟，“铛、铛、铛”敲了三下——这是约定的突袭信号。

几乎在钟声响起的同时，佐藤一郎和队员们冲进了钟表行。“不许动！”佐藤一郎掏出枪，对准老吴，“都举起手来，你们是军统的人！”

老吴假装害怕，举起双手：“长官，我们是卖钟表的，不是什么军统……”

就在这时，杂货店的地窖门“砰”地被撞开，李刚带着12名队员冲了出来，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钟表行的门口；茶馆里的3名队员也冲了过来，堵住了佐藤的退路；裁缝铺的5名队员，从侧面包抄过来，手里的手枪都上了膛。

“不好，是陷阱！”佐藤一郎脸色大变，刚要下令开枪，就听见“砰砰”几声枪响——两名牡丹小组队员试图反抗，被队员当场击毙，尸体倒在了地上。

“放下枪！”李刚大喊，“再动就打死你们！”

佐藤一郎还想挣扎，却被身后的队员用枪顶住了后背。剩下的3名队员，见大势已去，只好放下枪，举起了双手。只有一名队员，趁乱从后门逃跑了，钻进了巷子里，消失在人群中。

“把他们绑起来，带回临时监狱。”李刚下令，队员们拿出绳子，把佐藤一郎和3名队员捆了个结实，押上了停在巷口的卡车。

令狐靖远站在远处的街角，看着这一切，松了口气——“假点诱敌”行动成功了。他转身走向临时监狱，傅宗耀的审讯，该开始了。

回到临时监狱时，已经是下午4点。傅宗耀坐在审讯室里，眼神呆滞，显然是想了一个小时，心里已经慌了。令狐靖远坐在他对面，把佐藤一郎被抓的消息告诉了他：“傅宗耀，牡丹小组的副组长佐藤一郎已经被我们抓了，他什么都招了，你觉得你还能瞒多久？”

傅宗耀的身体晃了一下，嘴唇哆嗦着：“我……我……”

“你不用瞒了。”令狐靖远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佐藤的供词，上面写着‘每月从傅宗耀处领取10万法币，用于牡丹小组的活动’——你还有什么话说？”

傅宗耀再也撑不住了，眼泪掉了下来：“我错了……我坦白，我什么都坦白……”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傅宗耀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所有事情：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月，影佐祯昭找到我，说‘只要我帮日军转运物资、资助牡丹小组，战后就保我资产安全’。我一时糊涂，就答应了……”

“每月初一，我都会从善堂的账上取10万法币，交给牡丹小组的联络员山口惠子——她伪装成护士，每月都会来善堂‘取药’，其实是拿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