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老师，校长，师长（1/2）

初五夜里把“韩家村产业规划图”叠进糙纸笔记本时，我指尖还蹭着林雪晴信上“开春见”的字迹——纸页被摸得发软，暖意在掌心攥着。

抬头瞥见墙角堆着的乡亲们硬塞的特产，突然琢磨透了：年后回清华带不了这么多，不如趁开工前拜访师长，既表心意，也为合作社攒点人脉——1995年的职场经验早教我，人脉是撬动资源的杠杆，哪怕在1962年也一样。

“浩子哥，明儿真要带这么多？”王波凑过来，挠着头看箱子里的东西，“张婶那鸡蛋，咱鸡场自己都舍不得吃，送出去多可惜。”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咱送的不是鸡蛋，是心意。袁老师当年帮咱补数学，王校长给咱争取高考名额，郭部长送咱去清华，这些情分不是一筐鸡蛋能还的。再说，合作社以后要发展，少不了要跟上面打交道，咱先把关系处好，以后办事才顺。”

张天利在旁边点头：“浩子哥说得对，俺爹说过，‘多个朋友多条路’，能帮咱不少忙。”

我笑着把鸡蛋篮拎出来：“明儿天不亮就出发，你俩帮我搬上车，王斌叔的驴车结实，能装下。”

初六天刚蒙蒙亮，窗纸还透着青灰色，我就被鸡场的公鸡叫醒了。穿好棉袄，揣上林雪晴的信，出门时见王波和张天利已经在驴车旁等着了——王斌叔的灰毛驴拴在树干上，正低头啃着干草，车斗里铺了两层干草，防止东西磕碰。

“先搬鸡蛋，轻着点！”我指挥着，张婶的竹篮里装了三十多个鸡蛋，每个都裹着细糠，王波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车斗最里面，用干草垫着。然后是野兔肉干和腊肉，张天利找了块粗布，把肉包好，放在鸡蛋篮旁边。最后是冻鱼，用稻草捆得严实，我怕化了，又找了块旧棉袄裹在外面。烟和酒是托小姨夫用工业券换的——两条太原烟，每条约摸二两重，用红纸包着；散装汾酒装在陶瓷罐里，罐口用软木塞塞紧，外面缠了两层布，防止漏酒。

“这一车子，够咱村吃半个月了！”王斌叔赶着驴车，手里的鞭子轻轻搭在车辕上，“浩娃子，你这心意也太重了，袁老师他们肯定高兴。”

驴车走在雪化的泥路上，“吱呀吱呀”响，车轮碾过结冰的水坑，溅起细小的冰碴。

王波坐在车斗边，晃着腿说：“浩子哥，你说袁老师见了咱，会不会留咱吃午饭？师母的小米粥可香了，去年去他家，师母还给咱煮了鸡蛋。”

我笑着说：“肯定留，咱带这么多东西，师母说不定会做兔肉炖土豆。”

张天利突然问：“浩子哥，你在清华学的世界经济和计算机，这俩专业是干啥的？俺听都没听过。”

我想了想，用他能听懂的话说：“世界经济就是看外国咋种地、咋开工厂，咱学过来，用到咱村的合作社上；计算机就是个‘算账快的机器’，以后合作社算账、记台账，用计算机能省不少劲。”

张天利眼睛亮了：“这么厉害？那以后咱村是不是也能有那机器？”

“会有的，”我点头，心里想着1995年家家户户都有的电脑，“以后咱村富了，不光有计算机，还能有拖拉机、收割机，日子肯定比现在好。”

走了约莫一个钟头，日头刚跳过东边的院墙，就看见袁老师家的院子了——土坯墙围着，院门口的歪脖子槐树上挂着两串红辣椒，木门上贴着剪的“福”字，边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院门口停了七八辆自行车，有永久牌的，也有飞鸽牌的，都是师哥师姐们骑来的。

“到了！”王斌叔停下驴车，我跳下车，刚要敲门，门就“吱呀”开了，探出个脑袋——是师哥陈建国，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口沾着粉笔灰，头发用发蜡梳得整齐，见了我，眼睛一下子亮了：“你是韩浩？快进来，屋里都快坐不下了！”

我跟着他往里走，院子里飘着小米粥的香味，还混着油炸馓子的油香。厨房的烟囱冒着青烟，师母在里面忙碌，听见动静，探出头来：“是浩娃子吧？快进屋，粥刚熬好！”

客厅里果然挤得满满当当：十五六个师哥师姐、学弟学妹围着八仙桌坐着，穿工装的师哥是在太原重机厂上班的，戴学生帽的学妹是袁老师现在带的高三学生。八仙桌上摆着冻梨（泡在搪瓷盆的凉水里，正化着）、蒸得喧软的玉米馍馍（冒着热气，上面撒了点白糖）、一碟油炸馓子（金黄色的，扭成麻花状，咬一口脆得掉渣），还有一壶冒着热气的砖茶。

“袁老师！”我刚喊了一声，里屋就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袁老师穿着件灰布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支钢笔，看见我手里拎着的布包，赶紧迈着小碎步迎上来：“你这孩子！来就来，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快坐，师母刚把粥盛好。”

他说着，突然转身冲屋里扬声：“大伙都停一停！给你们介绍个大人物——这是韩浩，去年的全国理科状元，现在在清华大学读世界经济和计算机双本科！咱山西啊，还没出过这么厉害的娃！”

这话一落，屋里瞬间安静了两秒，接着就炸开了锅。坐在八仙桌旁的师哥李建军（在重机厂当技术员）立马站起来，凑到我身边：“韩浩！你读的双本科？清华的双本科难考不？我当年想考清华的机械系，差了二十分。”

戴红领巾的学妹王小芳（袁老师的得意门生）拽着我的衣角，仰着头问：“师哥，你高考数学考了多少分？我现在数学总考不好，袁老师总拿你的作业本给我们看。”

坐在炕沿上的师姐刘红梅（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笑着说：“韩浩，你还记得我不？去年你高考前，我还借过你笔记呢！没想到你现在成状元了，真厉害！”

师母端着个搪瓷盆从厨房出来，里面装着六碗小米粥，粥上面浮着层米油，她把粥放在桌上，笑着往我碗里舀了勺稠的：“浩娃子，快喝，刚熬好的，暖身子。你这孩子，就是有出息，老袁天天跟我们说你，说你脑子活，肯用功。”

袁老师拉着我往炕沿最里侧坐，炕头的余温透过棉裤渗进来，他攥着我的手，掌心粗糙，带着常年握粉笔的老茧：“在清华能吃饱不？听说北京的粮食供应比咱山西好，能吃上白面馒头不？”

“能吃饱，”我喝了口小米粥，香得暖胃，“学校食堂每天都有白面馒头，中午还有菜，有时候是炒白菜，有时候是土豆炖肉。教授们都特别好，讲课时能用易懂的话把知识点讲活，比如世界经济课上，教授讲外国的合作社，会拿咱农村的互助组举例，一听就懂。”

“那计算机呢？”李建军凑过来，“我在工厂里见过计算机，跟个大柜子似的，得两个人抬，你学的就是那东西？”

“对，”我点头，“不过清华的计算机比工厂的小一点，主要用来算账、处理数据。比如咱村的养鸡场，要是用计算机，每天收多少鸡蛋、卖多少钱，输进去就能算出盈利，比咱用算盘快多了。”

“这么神奇？”王小芳睁大眼睛，“师哥，那你以后能不能教我学计算机？我也想算账快一点。”

我笑着说：“等你考上大学，要是学相关专业，师哥教你。”

袁老师突然从抽屉里翻出个泛黄的作业本，封面写着“韩浩 高三（一）班”，他翻开本子，指着其中一页说：“你们看，这是韩浩当年做的解析几何题，这道题啊，他当年卡了三天，最后还是我跟他讲了辅助线的做法，才解出来的。现在我还拿这个本子给学生看，说‘你们要是有韩浩这股韧劲，肯定能考上好大学’。”

我看着作业本上的红笔批注，心里一阵暖——那道题我记得清楚，当时快高考了，我急得睡不着，袁老师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遍辅助线，直到我懂了才让我走。“袁老师，要不是您当年帮我，我也考不上清华。”

“你自己肯用功，”袁老师拍了拍我的手，“听说你在清华每天学习十四个小时？可别累着，身体是本钱。”

“不累，”我笑着说，“学校的学习氛围特别浓，下课后大家都往图书馆跑，去晚了就没座位。图书馆里有好多外国书，讲农业技术的、讲经济的，我每天都能看不少。”

师母又端来一碟油炸馓子，放在我面前：“浩娃子，多吃点，这是我昨天炸的，用的是新磨的玉米面，香得很。”

我拿起一根馓子，咬了一口，脆得掉渣，甜丝丝的——1962年的糖很稀罕，师母肯定是过年时省下来的。“师母，您的手艺还是这么好，比北京的糕点还好吃。”

师母笑得眼睛眯成了缝：“你这孩子，就是会说话。中午就在这吃，我用浩娃子带的兔肉炖土豆，再炒个鸡蛋，让大伙都尝尝鲜。”

众人一听，都高兴地起哄，李建军说：“那我可得多吃点，在工厂里好久没吃过兔肉了。”

跟袁老师和师哥师姐们聊到快中午，师母已经在厨房忙开了，兔肉炖土豆的香味飘满了屋子。我起身要帮忙，师母把我推回来：“你坐着就行，跟老袁好好聊，厨房的活我来干。”

袁老师拉着我聊清华的校园，问我有没有去过颐和园、故宫，我说周末跟同学去过一次故宫，看到了皇帝住的房子，袁老师听得眼睛发亮：“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北京，没敢进故宫，听说门票要两毛钱，太贵了。”

“等以后我带您去，”我笑着说，“等合作社赚了钱，咱组织乡亲们去北京旅游，看看故宫，逛逛清华。”

袁老师笑着点头：“好，好，我等着那一天。”

中午的饭很丰盛：兔肉炖土豆（兔肉软嫩，土豆面得入味）、炒鸡蛋（金黄的，撒了点葱花）、凉拌白菜（用醋和盐拌的，爽口），还有小米粥和玉米馍馍。师母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点，读书费脑子”。

吃完饭，我帮着师母收拾碗筷，袁老师把我叫到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个布包，递给我说：“浩娃子，这是我给你攒的十块钱，你在清华读书，肯定要花钱，别省着，该花就花。”

我赶紧推辞：“袁老师，我不能要您的钱，学校有助学金，我够用。”

“拿着！”袁老师把布包塞到我手里，“这是我的心意，你要是不收，就是嫌少。你在清华好好读书，以后出息了，别忘了老师就行。”

我攥着布包，里面的钱叠得整齐，心里一阵热，眼眶都有点红：“袁老师，我肯定好好读书，以后回来帮咱市搞建设，帮您实现去北京的愿望。”

从袁老师家出来时，日头已经偏西了。王斌叔的驴车还在院门口等着，师哥师姐们也陆续走了，李建军拍着我的肩膀说：“韩浩，以后到重机厂找我，我请你吃国营饭店的红烧肉。”

我笑着点头，跟袁老师和师母道别，师母还往我包里塞了两块玉米馍馍：“路上饿了吃，别饿着。”

初七早上，我揣着两包太原烟，坐王斌叔的驴车去太原市区找王校长。1962年的太原市区，比韩家村热闹多了：街两旁的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拿着布票、粮票，等着买年货；公共汽车是解放牌的，铁皮车身，车身上刷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每到一站，都会传来售票员的吆喝声：“上车的同志请买票，下一站是钟楼街！”

路上的行人大多穿着中山装或列宁装，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手里拿着冰糖葫芦（用草棍串着，裹着透明的糖衣）。

王斌叔赶着驴车，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人，说：“市区的人多，可得慢着点，别撞着人。”

太原第五中学在市区的中心，学校门口挂着“太原第五中学”的木牌，旁边贴着大红的春联。王校长家的家属院在学校后面，红砖墙围着，门口的传达室里坐着位大爷，见了我，问清来意，笑着说：“你就是韩浩吧？王校长昨天还跟我说你要来，快进去。”

家属院的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冬天的树枝光秃秃的，墙上贴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王校长家在最里面的一栋平房，门口挂着两串冻海棠果，红彤彤的，像小灯笼。

我刚敲门，门就开了，王校长穿着件中山装，领口系得严实，头发梳得整齐，见了我，赶紧笑着迎上来：“韩浩！可算来了，快进屋，火墙刚烧暖。”

屋里的铁炉上坐着个铝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炉子里的煤块烧得通红，屋里暖烘烘的。靠墙放着个书架，上面摆着不少书，有《毛选》，有《农业基础知识》，还有几本高中的课本。墙上挂着一张奖状，是“太原市优秀校长”，落款是1961年。

“刘老师、张老师，你们看谁来了！”王校长冲着里屋喊，话音刚落，就见刘老师（教语文的）和张老师（教体育的）从里屋出来，刘老师穿着件灰布棉袄，戴着副老花镜；张老师穿着件运动服，身材魁梧，一看就是练过的。

“韩浩！”刘老师走过来，拍着我的胳膊，“快坐，我刚还跟王校长说你呢，说你肯定会来。”

我把带来的太原烟递过去，王校长接过烟，笑着说：“你这孩子，还带东西干啥？来看看我们就行。”

“应该的，”我坐下，接过王校长递来的热茶（用砖茶泡的，有点涩，却暖身子），“多亏您当年给我争取高考名额，我才能考上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