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期中考试（1/2）

校企知识交流会落幕那日，李梅喘着气把交流手册塞进我怀里：“韩浩，你看！刚才机械系的王教授还问咱们，下次能不能多搞两场专业对口的交流会呢！”

我掂了掂怀里的手册，身后传来王建军的大嗓门，他正帮着学生会的同学搬桌椅，汗水把蓝布褂子浸出了深色印子，却还扯着嗓子喊：“韩浩！咱们‘学霸笔记’的第一批样册，图书馆印刷厂说明天就能取！”

周围的同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有人捧着交流会的资料低声讨论，有人拿着英语角的招新传单互相打趣，风里飘着青春的热气。

我望着这景象，忽然觉得“英语角”不再是当初贴在公告栏上、只有几行字的单薄名号——它像一艘终于扬起风帆的木船，载着一千多双盼着把知识用活的眼睛。可心底里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是我们倾注心血的方法，能不能真的帮那些等着升学的学生，叩开更高分数的大门。

接下来的半个月，英语角的每个人都像上紧了发条的钟。每天晚上培训的时间延长了2小时，每天11点大家才回到宿舍睡觉。

而我，把每天下午六点到十点的时间，雷打不动地留给了林雪晴。

我们的秘密基地是师范附中校外胡同里的向阳咖啡馆。那是间不大的屋子，推门进去就能闻到浓郁的咖啡香，混合着烤面包的焦香。来这里的大多是附近高校的老师，或是穿着中山装、手里夹着书本的年轻人，他们点一杯咖啡就能坐一下午，低声交谈着雪莱的诗、相对论的新解，偶尔有人拿起桌边的留声机，放一段舒缓的爵士乐，是1962年北京城难得的、能让人静下心来的“慢空间”。

每天我都会提前十分钟到，选靠窗的位置，点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这是从未来带来的习惯，却意外地能让我在讲解时保持清醒。林雪晴总会踩着六点的钟声进来，帆布书包上挂着的小铜铃会叮当地响，她会先把书包放在椅子上，然后从里面掏出笔记本、铅笔盒，还有一块用蓝布包着的橡皮擦，动作轻柔得像怕打扰到周围的人。

我们相对而坐，摊开蓝色封皮的“学霸笔记”。我讲历史题时，她会微微蹙起眉，睫毛垂下来，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右手握着铅笔，笔尖轻轻点在笔记上“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的时间线旁，遇到不懂的地方，她不会立刻打断，而是在旁边画个小小的问号，等我讲完一个段落，才抬起头问：“韩浩，这里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和后来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是不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呀？”

“你看，‘中体西用’是想在保留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学西方技术，就像给旧衣服打补丁；而‘民主科学’是想换件新衣服，从根本上改变……”我边说边比划，偶尔会注意到她的铅笔尖在纸上轻轻跟着画，嘴角会不自觉地向上扬。

我把糖放在她手边：“先歇会儿，咱们换个思路。你看这个正方体，要是从上面往下看，是不是像个正方形？咱们先把俯视图画出来，再找……”

她愣了一下，拿起糖剥开，橘子的甜香散开来，她咬了一小口，眼睛亮了点：“好像有点道理。”那天最后，她终于画出辅助线时，兴奋地拍了下桌子，声音不大，却引得旁边的老师看了过来。她立刻红了脸，低下头小声说：“对不起，我太激动了。”我看着她泛红的耳尖，忍不住笑：“没事，这说明你真的懂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期中考试只剩三天时，我们进入了“疯狂刷题”模式。英语角的小教室里，王建军带着两个男生守着那台老旧的油印机，机器“吱呀吱呀”地响，油墨的清香弥漫在空气里。我和李梅负责把印好的模拟卷按科目整理，每张卷子都要仔细检查，生怕有漏印的地方。

有天晚上快十点了，油印机突然卡住了，王建军的手被油墨蹭得黑乎乎的，他蹲在机器旁，额头上全是汗，嘴里念叨着：“这可怎么办？明天还要给学生发呢。”

我走过去，帮他一起拆机器，手指也沾了油墨，黏糊糊的。李梅端来两杯水，轻声说：“别急，咱们慢慢弄，大不了今晚多熬会儿。”

后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机器终于修好了，王建军拿起一张刚印好的卷子，对着灯光看了看，咧嘴笑了：“成了！韩浩，你看这字迹多清楚！”那天我们忙到凌晨一点，走在回宿舍的路上，月亮挂在天上，格外亮，王建军还在跟我聊：“等这次考试结束，咱们把模拟卷整理一下，做成‘真题解析册’，说不定下次还能用得上。”

我点头，心里暖暖的——这就是我们的英语角，每个人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哪怕累，也觉得踏实。

考前半天，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离谱”的决定。

那天早上我去师范附中门口时，正看到林雪晴抱着一摞卷子，站在学校门口的老槐树下背书。她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用橡皮筋扎成马尾，风一吹，碎发就贴在脸颊上。我跑过去，一把抢过她怀里的卷子，她吓了一跳，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睛里满是错愕：“韩浩？你怎么来了？”

“走，今天不复习了。”我把卷子塞进她的书包，拉着她的手腕就往胡同口走。

“啊？去哪啊？”她被我拉着走，脚步有些踉跄，声音里带着急：“还有半天就考试了，我还有好多题没看呢！”

“去前门大栅栏，再去后海公园晒太阳。”我停下脚步，看着她的眼睛，语气不容置疑：“弦绷得太紧会断的，考前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态，你现在这样刷题，记不住不说，还容易慌。”

这话没说错。来自2025年的我太清楚了，考前的无效焦虑只会影响发挥，不如彻底放松，让大脑休息。可这个观念在1962年，简直是“异端”——哪个学生考前不是抱着书本啃到最后一刻？

林雪晴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手指紧紧攥着书包带，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轻轻点了点头：“那……好吧。但要是考不好，我可要怪你吆。”她说这话时，嘴角却悄悄勾了一下，眼里的紧张也散了点。

我们坐公交车去大栅栏，车厢里人很多，我把她护在靠窗的位置，避免被拥挤的人群碰到。她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掠过的街景，小声问：“韩浩，你以前考前也这样吗？”

“嗯。”我想了想，把未来的经历稍微改了改：“我以前有个老师说，考前就像跑步，最后一段路要是一直紧绷着，到终点反而没力气了。不如慢下来走两步，调整呼吸。”

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手指在车窗上轻轻画着圈。

到大栅栏时，街上已经很热闹了。路边的小贩推着小车，吆喝着“糖炒栗子”“驴打滚”，热气腾腾的香气裹着人声扑面而来。有个捏面人的老艺人蹲在街角，手里的面团转眼就变成了孙悟空，引得几个孩子围着看。林雪晴被吸引住了，站在旁边看了好久，眼睛亮晶晶的。

“想要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不用了，看看就好。”可我还是走过去，跟老艺人说了句，要了个小兔子的面人——她之前跟我说过，小时候最喜欢兔子。

当我把面人递给她时，她愣了一下，接过时手指轻轻碰了碰我的手，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小声说：“谢谢。”她把兔子面人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

我们沿着街道慢慢走，路过一家卖糖葫芦的铺子，她停下脚步，盯着那串裹着糖霜的山楂看。我笑着问：“想吃？”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声音细若蚊蝇：“嗯，好久没吃了。”

我买了两串，递给她一串，她咬了一口，糖霜在嘴里化开，甜得眯起了眼睛：“真好吃。”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脸颊上的细小绒毛染成了金色，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软软的，暖暖的。

从大栅栏出来，我们去了后海。湖边的垂柳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枝条就轻轻拂过脸颊，带着湖水的清凉。我们沿着湖边慢慢走，没怎么说话，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偶尔有鸟雀从头顶飞过，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阳光透过柳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

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从同学那听来的土味情话，忍不住想逗逗她：“雪晴同志，你知道后海的水和你的眼睛有什么共同点吗？”

她疑惑地转过头，睫毛轻轻颤了颤：“什么共同点？”

“都让我一不小心，就陷进去了。”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

她先是一愣，脸颊瞬间红了，像傍晚的晚霞，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子。

她低下头，用手里的糖葫芦杆轻轻戳了戳我的胳膊，嗔怪地说：“韩浩！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怪话！”可我分明看到，她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眼睛里像盛了星星，亮闪闪的。

那天我们在湖边待到夕阳西下，才慢慢往回走。回去的路上，她没再提考试的事，反而跟我聊起了班里的趣事，说她同桌总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画画，还把画的小老虎送给她；说语文老师讲课特别有意思，总能把古文讲成小故事。我听着她的声音，晚风拂过，带着她发间的皂角香，那一刻，没有考试的压力，没有时代的隔阂，只有两个并肩行走的年轻人，把青春的美好，悄悄藏在了夕阳里。

七天后，期中考试成绩公布。

那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整理“学霸笔记”的反馈意见，王建军突然冲了进来，手里攥着一张成绩单，跑得满头大汗，声音都在抖：“韩浩！出、出成绩了！咱们辅导的学生，全、全都提分了！”

我立刻跟着他往英语角的小教室跑，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的欢呼声。推开门，只见几十个人挤在教室里，有人举着成绩单蹦蹦跳跳，有人互相抱着哭，李梅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统计表格，眼睛红红的，却笑得特别开心。

“韩浩！你快看！”李梅把表格递给我，手指着上面的数字，声音带着激动：“最高提分130分！是物理系张老师的儿子，之前才320分，这次冲到450分，差一点就过大专线了！”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表格上的数字像跳动的火焰：最低提分80分，是中文系李老师的女儿，从450分涨到530分，稳稳过了重点大学的线；平均提分87分！这个数字，别说在清华园，就是放在整个北京城的中学里，都足以让任何教育者瞠目结舌。

教室里，那个提了130分的男生正拉着王建军的手，哽咽着说：“王哥，谢谢你们！我之前都觉得自己考不上大学了，现在……现在我有希望了！”旁边的同学拍着他的肩膀，有人递过纸巾，有人笑着说：“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我们只是帮了你一把！”

我看着眼前的景象，鼻子忽然有点酸。想起那些在咖啡馆里陪着林雪晴刷题的下午，想起王建军和同学们守着油印机熬夜的夜晚，想起李梅一遍遍地核对笔记、生怕出错的认真——所有的付出，都在这一刻有了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