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响应国家号召之低调做事（2/2）
我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稍微搞活一点流通，哪怕多弄点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上市，也能缓解点压力。可这步子，不好迈啊，动不动就牵扯到方向问题。”
我静静地听着，心中明了。这就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商业的普遍困境：严格的计划调配与日益增长、且多元化的民生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郭晋安的烦恼，是整个时代商业体系僵化的缩影。
“晋安哥，你这可是在第一线为民操心啊。”我敬了他一杯，“‘茶煮匠’那边，倒是摸索出一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农村副业的路子，至少让参与的社员和周边群众多了些收入，也多了一些产品上市。
郭伯伯之前也肯定了这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探索，算是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顾虑。”
郭晋安点点头：“嗯，我爹是表过态，说你们那个模式，方向是对的，是在集体框架下调动积极性。这也是为什么供销系统对你们还算支持。
不过……”他话锋一转，带着提醒的意味，“浩子，树大招风。你们现在摊子铺得越来越大，虽然定性了，但盯着的人不会少。
尤其是在分配上，一定要把握好度，显得太‘扎眼’不行。现在有些人，就喜欢在‘资产阶级法权’这类问题上做文章。”
我心中一凛，知道这是肺腑之言。“我明白，晋安哥。‘茶煮匠’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为主，集体提留也足，就是为了确保集体经济的性质。我们会更加注意的。”
这次交谈，让我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的商业困局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再次确认了“茶煮匠”虽已过关，但仍需如履薄冰。
如何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为“茶煮匠”和更多类似的经济活动寻找生存与发展空间，似乎成了我潜在的任务。
几天后，综合处接到一项临时任务，要求我们就“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挖掘地方经济潜力，缓解部分商品供应压力”准备一份参考材料，供省委相关领导参阅。据说是某位领导在视察工作后，对如何在不突破计划框架的前提下搞活地方经济有了一些思考。
任务落到了我们三组。孙组长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了任务要求，强调“思路可以开阔些，但必须在政策红线内”。
组里讨论时，气氛依旧有些沉闷。老同志们大多倾向于建议“加强计划调拨”、“厉行节约”。几个年轻人跃跃欲试，但提出的想法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隐隐有触碰红线之嫌。
当孙组长的目光扫过我时，我立刻按照想好的策略，面露难色，带着新人的谨慎说道：“组长，我刚来不久，对全省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尺度把握还不准，怕提出不成熟的意见误导了方向。我能不能先多听听各位老同志的见解，深入学习一下？”
孙组长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这种“藏拙”的态度并不意外，甚至有点满意，点了点头：“嗯，韩浩同志态度是好的，先多听多看，把基础打牢。”随即转向其他人，“你们谁还有想法？”
我成功地避开了在公开场合直接提出敏感建议的风险。会议最终形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原则性建议。
然而，我并不打算完全放弃这个机会。散会后，我特意留到了最后，等其他同事都离开了，才走到正准备收拾东西的孙组长身边。
“组长，有点个人不成熟的学习体会，想私下向您汇报一下，不知道合不合适？”我语气恭敬地说道。
孙组长有些意外，重新坐下：“哦？你说说看。”
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简要提纲，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要点，字迹工整，态度诚恳。
“组长，今天听了各位同志的发言，我很受启发。结合我之前在学校学的一些理论和偶尔了解到的一些基层情况，我在想，既然中央也强调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我们是否可以在严格遵守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更充分地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呢？”
我指着提纲上的点，一条条轻声阐述：
“比如，是否可以由供销系统或指定的集体单位牵头，进一步规范和发展像‘茶煮匠’这类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农村合作社模式？它们利用的是本地闲置资源和劳力，生产的是计划外但群众需要的产品，不仅增加了社员收入，也丰富了市场供应，还巩固了集体经济。
我们可以建议，对此类成功的合作社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在有条件的地区稳妥推广，并加强管理和引导，确保其始终在社会主义轨道上运行。”
“再比如，对于太原等城市面临的商品供应压力，是否可以在商业局的统一管理下，探索建立一些专门销售本地土特产、手工业品的指定门店或柜台？这既能部分缓解供应压力，也能促进地方工副业发展，同样是在计划框架内做文章。”
孙组长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没有说话，但眼神里少了平时的随意，多了几分思索。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片刻，拿起那份简易提纲，折好放进了自己的抽屉。“嗯，你这些想法……作为学习体会，倒是动了脑筋。不过，涉及面广，需要慎重。我先看看，你也再深入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是，组长。我只是初步想法，很不成熟，请您多指点。”我适时地表现出新人的谦逊。
我知道，这份私下提交的“学习体会”，比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更稳妥。它既展现了思考能力，又表明了服从组织、尊重领导的姿态。
至于这些想法能否被采纳，或者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被反映上去，主动权交给了孙组长。这是体制内新人表达意见的一种常见且相对安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