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问卷调查与计划破产（1/2）

周日清晨的清华园还裹着秋凉，三楼教室的灯却亮得刺眼——陈意涵趴在桌角核对问卷，黑眼圈重得像涂了墨，手边的搪瓷缸里还剩半杯凉透的浓茶，旁边堆着三叠写满字的草稿纸。我刚推开门，张唯一就举着卷成筒的油印纸跑过来，镜腿上的胶布又松了半截：“浩哥！中学校的问卷校好了，就是油墨不够，李梅去总务处借了，说十分钟就回！”

这阵仗比我预想的还急——昨天散会时陈意涵拍着胸脯说“天亮前准弄完”，现在看来她怕是熬了通宵。

我抓过一叠问卷扫了两眼，纸是学校发的草纸，边缘毛糙得剌手，上面的问题却写得规整：“你最需要哪科复习资料？”“能接受周末上午还是下午补课？”每道题后面都留了空白，末尾还加了行小字：“如有其他需求，请写下——”，比我在2025年见过的“用户调研表”还贴心。

“中学校的问卷单独放，我现在送过去。”我把问卷塞进帆布包，刚要出门就被陈意涵拽住胳膊，她递来个用麻绳捆好的纸包：“里面有五十份样卷，让林同学先试试水，有问题随时跟我报。对了，油印室的王师傅说，要是印量超了，得提前跟校办打报告——现在纸张是统配物资，多印一张都要签字。”

我捏着纸包往外跑，帆布包撞在走廊的木柱子上，里面的铅笔盒“哗啦”响。路过食堂时，正好碰到推着小车送豆浆的师傅，铁皮桶里的豆浆冒着白气，我顺手抄了两个热乎的糖油饼——昨天跟林雪晴约好送问卷，这年代没奶茶，好歹给她带份早餐。

师范附中的校门是红砖墙砌的，林雪晴穿着浅灰上衣站在树底下，马尾辫上的蝴蝶发卡还是我上次送的——现在却天天戴着。

“雪晴！这儿！”我挥着纸包跑过去，把糖油饼递到她手里，“刚从食堂抢的，还热乎。”

她接过去咬了一口，糖渣沾在嘴角，眼睛却亮得像星星：“你这是踩着点来的？我刚跟学生会的张伟说定，住校生的问卷让他帮忙发，走读的我中午带回家，明天就能收齐。”说着就伸手要问卷，手指尖还沾着糖渍。

我故意把纸包往后藏了藏，凑近了笑：“先回答我个问题——你说这问卷要是能帮到你们班同学，算不算咱俩一起干成了件大事？”

她愣了愣，脸颊瞬间红到耳根，伸手就拧我胳膊：“谁跟你‘咱俩’！赶紧把问卷给我，不然我让张伟把你当‘校外可疑人员’轰走！”

我笑着把问卷递过去，趁机补了句土味情话：“就算被轰走也值——能跟你一起做‘大事’，比我抢到刘德华演唱会门票还开心。”

她没听懂“演唱会门票”，却被后半句逗笑，咬着糖油饼点头：“算你会说！这问卷我先答一份，给大家打个样。”

她蹲在槐树下答题，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问卷上，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风声，我忽然觉得这画面比2025年的网红打卡点还暖。五分钟后她把问卷递过来，“英语”和“数学”后面画了圈，末尾的空白处写着：“希望有错题解析，最好能讲答题技巧。”

“这才叫专业！”我指着空白处笑，“比我当年高考前刷的‘真题卷’还实在。”

她白了我一眼，把问卷叠好放进书包：“别贫了，我得赶紧回教室——住校生还等着我发问卷呢。对了，你昨天说的补习班，要是缺人手，我周末能来，我数学上次模拟考了92分！”

“求之不得！”我刚要再说点什么，上课铃突然响了，她拎着书包往校门跑，跑了两步又回头喊：“明天我把填好的问卷给你，还在这儿！”

我挥着手应着，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红砖墙后——这姑娘的爽快劲儿，比我在2025年遇到的“职场女强人”还利落，难怪老北京人说“姑娘像胡同里的树，直爽还抗风”。

往回走的路上，我摸了摸帆布包里的公交票根——1962年的公交票是硬纸板做的，上面印着“北京公交公司”，两分钱一张，我每次都攒着，想看看等合作社做成了，能攒够多少张“时代纪念”。

路过前门大栅栏时，忍不住多看了两眼——这条老北京商业街还没后来的繁华，瑞蚨祥的绸缎庄挂着“国营”招牌，内联升的布鞋摆在玻璃柜里，门口围着几个攥着布票的大妈，连卖糖葫芦的师傅都背着“集体所有制”的红布条。

这地方我2025年常来，那会儿都是网红奶茶店和文创店，现在却满是“统购统销”的痕迹。

正愣神，帆布包里的问卷滑出来一张，被风吹到路边的邮筒旁——1962年的邮筒是墨绿色的，上面印着“人民邮政”，比我小时候见的还旧，我捡问卷时忽然想起：现在没微信，跟美国师哥联系还得拍电报，王建军昨晚说要发“加急电报”，不知道要等几天才能收到回信。

回到清华时，油印室已经炸开了锅。李梅举着个铁皮油墨桶往机器里倒，黑色的油墨沾了满手，张唯一蹲在地上摇油印机的把手，脸憋得通红，机器却“咔嗒”一声卡住了。我刚冲进去，王建军就扛着一摞纸跑进来，工装裤上还沾着机油：“浩子！计算机系的李教授说，要是咱们办《计算机技术通讯》，他能帮着审外文资料！就是……就是刊号的事，他说最好先跟校办打招呼。”

这话像盆冷水，却没浇灭屋里的热乎气。陈意涵掏出个小本子，飞快地记着：“刊号的事先放放，咱们先印问卷——王师傅说，今天能印出两千份，工厂和政府单位的问卷下午就能发。对了，韩老师刚才来电话，让咱们中午去他宿舍一趟，说有重要的事。”

我看着满屋子忙碌的人——张唯一在修油印机，李梅在擦手上的油墨，王建军在整理外文资料，陈意涵在核对问卷——忽然想起2023年公司里的“项目攻坚组”，只不过现在没有笔记本电脑，只有老式油印机；没有咖啡，只有凉浓茶；但那股“想把事做成”的劲儿，却一模一样。

早上的食堂飘着红薯粥的香味，我和王建军提前订了66份早餐——糖油饼、豆浆、煮红薯，摆了满满两桌。11位副部长刚坐定，李梅就举着个皱巴巴的本子：“浩哥，我跟总务处问了，周末能借两间空教室，要是办补习班，桌椅够30个人用。”

“工厂那边我去！”杨梅突然站起来，辫子甩得飞起，“我爸妈都在国营机械厂上班，他们说车间里有好多英国设备的说明书，全是外文，师傅们都看不懂，正好咱们能帮着翻译！”

陈意涵推了推眼镜，把本子摊开：“我分了四组：王锋带两组去中学，你妈是中学老师，好搭话；陈峰带两组去政府单位，你爸在机关，能帮着牵线；耿翡聆带两组去其他大学，跟他们说英语角的事；王伟和李静去新华书店，问问书号的事；王鑫和陈煜去工商局，打听培训学校注册；我和刘佩琦留学校，整理英语内参。”

她刚说完，王建军就拽了拽我的胳膊，小声嘀咕：“浩子，刊号的事咱们俩去？人民教育出版社离这儿远，得坐七站公交，要不咱们现在就走？”

我拍了拍他的肩：“急啥，先吃饭——你昨晚熬了半宿，不吃饱哪有力气跑。对了，你那本《计算机导论》带上，要是人家问起，咱们也好有个说法。”

他摸出怀里的书，封皮都翻卷了，还是1958年版的，我心里忽然一暖——这年代的人做事，比2025年的“职场人”还较真，一本旧书都当宝贝。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门是朱红色的，门口的卫兵戴着军帽，要不是王建军举着清华的介绍信，我们连门都进不去。接待室的老周同志戴着老花镜，翻着我们递过去的《英语学习报》方案，手指在“刊号申请”四个字上敲了敲：“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热情是好，但规矩不能破。1962年的刊号都是统配的，只有党政机关、国营出版社能申请，你们学生组织？连申请资格都没有——上次北大有个社团想办刊物，没报批就印了，最后全给没收了，还通报批评。”

王建军急得脸通红，刚要开口就被我拽住。我笑着递过水杯：“周同志，我们不是要办正式刊物，就是想印点内部资料，给学生们当复习用，不对外卖，也不盈利。您看……”

“内部资料也得校办批。”老周同志放下水杯，语气软了些，“你们以清华的名义来，让校办出个证明，说‘为辅助教学，印内部学习资料’，我这儿能帮你们走个流程，要是以‘知识合作社’的名义，门儿都没有。”

出来的时候，王建军踢了踢路边的石子，嘟囔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跑——韩老师上次就说政策严，我还不信。”

我拍了拍他的肩：“这不是坏事，至少咱们知道路了。

咱们得换个思路，跟校办绑在一起，既合规，又能借资源。”

他愣了愣，忽然笑了：“还是你脑子活！我刚才都忘了，李教授说校办的刘主任跟他熟，咱们回去跟韩老师说，让他帮忙牵个线！”

路上坐公交时，我看着窗外的街景——自行车流比汽车多，每个路口都有戴红袖章的交通员，商店门口的广播里在放《歌唱祖国》，忽然想起2025年的“创业孵化园”，那会儿只要有想法就能注册公司，现在却连印份资料都要层层报批。但转念一想，这也是1962年的可爱之处：规矩虽严，却有人愿意跟你讲道理，不像后来的“职场pua”，连拒绝都不给理由。

回到学校时，其他组也都回来了——王伟和李静耷拉着脑袋，说新华书店的人说“书号要文化部批，半年都下不来”；王鑫和陈煜更惨，工商局的人说“培训学校得有办学许可证，你们连场地都没固定，根本批不下来”；耿翡聆倒是带了个好消息，说北师大的学生会愿意跟咱们交流，想借鉴英语角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