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雨前（1/2）

秦朗和马建军的到位，像是给赵江河这台高速运转却略显孤立的机器，加装了两组灵敏而可靠的辅助系统。秦朗的条理和敏锐，让赵江河从繁冗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更多精力，用于思考和决策；马建军的沉稳和分寸感，则在日常出行这个看似微小的环节上，为他增添了一份安心和便利。赵江河能感觉到，自己对公司内部信息流的掌握更及时，对外的形象也更趋沉稳周全。

然而，北江工投这潭深水，并未因为个别人事的微调而变得清澈。相反，水面之下的潜流，似乎因为春天的到来而变得更加活跃。

四月中旬，北江省里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进大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悉数出席并讲话，明确将今年定为“项目落地年”，要求各地市、各重点国有企业，聚焦省里规划的“十强产业”，特别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金融等领域，狠抓项目引进和建设，形成实物工作量。

会议精神通过文件、会议层层传达下来，立刻在北江工投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传导。作为省里重要的产业投资平台，“项目落地”成了悬在管理层头顶最紧迫的命题。

第一次总办会后被暂时搁置的那个跨境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仿佛嗅到了这股“东风”，再次被韩鹏推到了前台。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不再仅仅强调项目的技术前景和市场机遇，而是将之与贯彻落实省里“项目落地年”要求紧密挂钩。

在一次专题汇报会上，韩鹏手持最新（由他推动加速完成）的“补充尽调报告”，语气激昂：“各位，省里的会议精神大家都学习了，‘项目落地年’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这个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技术国际领先，市场前景广阔，完全符合省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方向。之前我们出于审慎，做了更深入的尽调，现在结果已经出来，第三方权威机构给出了明确的肯定意见，关键风险可控。如果我们还在程序上打转，裹足不前，不仅会错失市场窗口，更无法向省里交代！我们工投，要在‘项目落地年’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分量的项目！”

他特意提到了“向省里交代”，并将项目拔高到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高度。汇报材料也做得更加“漂亮”，风险提示部分被压缩到了角落，用大量乐观的预测数据和专家背书取而代之。

会议气氛明显不同了。上次质疑声音较多的几位中层，这次要么沉默，要么言辞变得谨慎。省里“项目落地”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谁也不想被扣上“贻误战机”、“执行力不强”的帽子。连一向稳健的徐海川，在审阅了那份“补充尽调报告”后，眉头紧锁，但也只是提出了几个技术细节上的疑问，没有像上次那样明确反对。

孙莉适时发言，语气温和却带着分量：“韩总说得对，服务省里大局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这个项目，前期确实做了大量工作，现在省里有要求，我们也应该加快节奏。当然，风险控制也不能放松，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投资协议里把一些保护性条款设得更周密一些，既推进项目，也守住底线？”

她又扮演起了调和者的角色，但这次调和的天平，明显倾向于推动。

赵江河坐在主位，面色平静地听着。他面前也摆着那份“补充尽调报告”，秦朗已经提前帮他梳理出了要点和疑点。报告出自一家在国内有一定名气的技术咨询公司，结论看似权威，但仔细推敲，很多关键数据依然引用的是项目方提供的一手资料，独立验证不足。对最核心的专利可实施性和量产工艺稳定性，报告用了“基于现有样品测试及团队经验判断，认为具备产业化基础”这样模糊的表述。财务模型则基于对未来五年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原材料价格稳定、技术路线不被颠覆等一系列高度乐观的假设。

他知道韩鹏这次是借势发力，利用省里会议形成的普遍焦虑和“政治正确”氛围，来推动这个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甚至可能隐藏着其他目的的项目。如果他再次强硬阻拦，很容易被贴上“保守僵化”、“不顾大局”的标签，尤其是在他履新不久、根基未稳的情况下。

但他更不能眼睁睁看着可能有问题的项目，在“政治正确”的掩护下蒙混过关。这不仅关乎国有资产安全，也关乎他作为主持工作副总的职责和良知。

“韩总的紧迫感，我理解。服务省里战略，我们责无旁贷。”赵江河开口，声音沉稳，先定了调子，肯定了“政治正确”的前提，“这个项目，前期投入了大量精力，现在有了更新的尽调支撑，确实到了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

他话锋一转：“不过，越是重大的项目，越需要在‘加快落地’和‘防控风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我仔细看了这份补充尽调报告，比之前有了进步，但有些关键环节，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夯实，才能让我们在投决会上投票时，心里更有底，将来向省里汇报时，腰杆也更硬。”

他具体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求项目方开放其核心中试线，由工投聘请的第三方专家（非原尽调机构）进行不超过一周的现场实地考察和抽样检测，验证其工艺稳定性和产品一致性数据。第二，财务部联合外部审计机构，对项目方提供的未来五年财务预测所依据的所有关键假设，进行独立的、保守情境下的敏感性分析，特别是要模拟技术迭代、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叠加的影响。第三，法务部要对投资协议中的所有对赌条款、回购条款、知识产权归属、争议解决机制等进行最严格的审核，确保出现最坏情况时，工投的退出通道清晰且可执行。

“这三项工作，可以同步开展，我要求在一周内完成。”赵江河最后说，“一周后，我们再次召开专题会，如果这三方面的结果都能支持我们乐观的判断，我支持项目上投决会。如果仍有重大疑问，我们必须本着对国有资产高度负责的态度，重新评估，甚至考虑放弃。”

这个提议，既没有直接否决项目，也没有被韩鹏的“政治正确”绑架，而是提出了更具体、更硬核的验证要求，并且限定了时间。一周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以进行一些关键核查，但又不会无限期拖延，避免了“贻误战机”的指责。他把决策的依据，从模糊的“政治要求”和“专家背书”，拉回到了更客观、可验证的技术、财务和法律事实层面。

韩鹏的脸色变了变。他没想到赵江河会提出如此具体且难以回避的实地核查要求。开放中试线？那意味着项目方最核心的“黑箱”可能被外部审视。保守情境下的财务敏感性分析？那很可能会暴露出项目盈利模式的脆弱性。

“赵总，项目方恐怕不会同意开放中试线，这是他们的商业机密。”韩鹏试图反驳。

“如果是真正成熟可靠、准备接受大额投资的技术，应该经得起合理的考察。”赵江河寸步不让，“我们可以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考察范围也可以限定。但如果连这点诚意都没有，我们如何相信他们所谓‘国际领先’的技术是真实的、可产业化的？”

孙莉见状，再次打圆场：“赵总的要求也是为了公司负责。我们可以先跟项目方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的态度。同时，财务和法务的分析可以同步做起来。”

会议最终决定，按赵江河的意见，三项工作同步启动，一周后视情况再议。

散会后，赵江河回到办公室，秦朗跟了进来，关上门。

“赵总，韩总那边……可能会想办法影响第三方专家的选聘，或者给项目方‘打招呼’。”秦朗低声提醒，他显然也嗅到了其中的火药味。

“我知道。”赵江河揉着眉心，“专家人选，你私下留意一下，有没有我们信得过的、在电池材料领域真正有口碑的专家，可以作为备选。另外，跟徐总（徐海川）通个气，请他风控部也推荐一些人选，把选择面拓宽，不要只依赖单一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