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神话的巴蜀延续：马家窑先祖带来的创世记忆（2/2）

在营盘山文化时期，马家窑先民的制陶技艺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的风格。他们在岷江边上选择黏性强的黏土，经过淘洗、揉泥后，用泥条盘筑法捏出陶坯的雏形，再用手捏塑出把手、瓶口等细节，最后放进陶窑中烧制。整个制陶过程以女性为主导，这与女娲作为女性创世神的形象高度契合——马家窑先民认为，女性捏陶的双手，就像女娲造人的手一样，拥有创造“生命”的力量。那时候的陶窑就建在聚落的边缘，妇女们白天在陶窑边忙碌，孩子们围在一旁观看，时不时抓起泥土模仿母亲捏陶的动作。长辈会指着陶坯告诉孩子：“你看，我们用泥土做陶碗，女娲用泥土做我们，泥土是咱们的根。”营盘山文化的彩陶上，水涡纹、蛙纹的纹饰反复出现，这些纹饰既代表着马家窑人对水和自然的崇拜，也暗合着女娲造人时“水为生命之源”的理念。可以说，营盘山的每一件彩陶，都是女娲神话的物质载体。

当马家窑先民翻过九顶山，进入成都平原后，巴蜀文明迎来了质的飞跃。成都平原肥沃的土壤让农耕更加发达，也为手工业的升级提供了条件，巴蜀先民从制陶时代逐步迈入了青铜时代。而青铜铸造的核心工艺——陶范法，正是从马家窑人的制陶技艺发展而来。陶范法的流程并不复杂：先用水和泥做出与器物形状一致的陶制模具（陶范），将青铜液加热至熔化后，浇入陶范的空腔中，待青铜冷却凝固，打破陶范就能得到青铜器物。这与马家窑人捏陶坯、烧陶器的思路一脉相承，都是以泥土为媒介，将无形的构想转化为有形的器物。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都是陶范法的经典作品。巴蜀先民在制作这些青铜器物时，始终带着对女娲“抟土造物”理念的认同。比如铸造青铜神树时，工匠们要先做出树干、树枝、神鸟的陶范，再将这些陶范拼接在一起，浇铸青铜液。他们相信，这棵用泥土做范、青铜铸成的神树，就像女娲用泥土造的人一样，拥有沟通天地的“灵魂”；青铜纵目面具的陶范，被捏塑出夸张的凸目和大耳，先民们认为这是在模仿女娲“观天地、知万物”的能力，让面具成为与神灵沟通的媒介。金沙遗址的金箔蛙形器、青铜龙形饰件，其模具制作也脱胎于制陶技艺，而蛙与龙的形象，又与马家窑彩陶的纹饰、女娲神话的图腾一脉相承。

从马家窑的彩陶，到三星堆的青铜，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始终贯穿其中。制陶与青铜工艺，让原本虚无缥缈的神话变得具象化，也让马家窑先祖的文化记忆，在巴蜀大地上以器物的形式被永久留存。

四、刻在血脉里的文化符号：女娲神话的传承意义

对巴蜀先民而言，女娲神话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故事范畴，成为标识自身血脉与文化根源的核心符号，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马家窑先民的南迁之旅。

马家窑人作为巴蜀先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女娲神话带到蜀地后，这则神话迅速成为巴蜀族群认同的纽带。无论是营盘山文化时期的岷江流域先民，还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居民，都将女娲奉为共同的先祖神。在大型祭祀活动中，他们会将马家窑风格的彩陶、三星堆的青铜礼器摆放在祭台中央，由部落的巫师带领族人祭拜女娲，讲述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确认“我们都是女娲的后代，都是马家窑先祖的后人”。这种基于神话的族群认同，让分散在蜀地不同区域的部落形成了文化共识，为巴蜀文明的统一发展奠定了基础。

即便到了后世，蜀地的民俗中依然能看到女娲神话的影子，这些民俗就像活的化石，延续着马家窑先祖与蜀地的血脉联系。比如蜀地茂县、汶川一带的羌族，至今还保留着“捏泥人”的民俗，每年春耕前，妇女们会用岷江的黄泥捏出小人、耕牛、农具的造型，摆放在田埂上祭祀，老人们说这是“学女娲抟土造人，祈求庄稼丰收”；成都平原的一些古镇，在庙会期间会展示彩陶碎片和青铜残件，讲解员会告诉游客，这些器物的源头是马家窑的制陶技艺，背后藏着女娲造人的传说。甚至蜀地的民间艺术中，泥塑、陶艺始终占据重要地位，艺人在制作泥人、陶塑时，还会有意模仿马家窑彩陶的纹饰，以此致敬女娲神话与马家窑先祖。

更重要的是，女娲神话的传承，让巴蜀文明始终保留着对“泥土”的敬畏与认同。马家窑先民带来的“泥土创造生命”的理念，融入了巴蜀文化的骨髓：蜀地先民认为，无论是人、器物还是山川，都与泥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正是女娲神话最核心的内涵。从营盘山的彩陶到三星堆的青铜，从农耕的土地到祭祀的泥偶，泥土始终是巴蜀文明的底色，而这抹底色，正是由马家窑先祖带着女娲神话一同铺就的。

说到底，女娲神话在巴蜀的延续，是马家窑文化在蜀地的一次成功传承与创新。马家窑先民带着对女娲的信仰南迁，让这则古老神话在蜀地落地生根；蜀地先民又结合本土的自然环境与生活需求，为神话赋予新的内涵，让其成为巴蜀文明的精神内核。直到今天，当我们站在三星堆博物馆里，看着那些由陶范铸造的青铜器物，听着蜀地流传的补天石传说，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六千年前马家窑先祖留下的文化印记，感受到女娲神话中那份跨越时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