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9章 海军同盟——“戈本”号的传奇与黑海制衡(1/2)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往往不是庞大的军团,而是一两件关键的武器、一两位人物的决断,成为撬动命运的支点。对于奥斯曼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线而言,这个支点便是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及其充满戏剧性的航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战术性的舰队调动,更是一次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擘画,融合了地缘战略、外交欺诈与军事冒险的宏大行动。它的成功,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地中海的平静水面,激起的涟漪最终演变为吞噬数百万生命的惊涛骇浪。

第一节:绝境狂奔——地中海上的死亡赛跑

1.1 风暴前夜的棋手与棋子

1914年7月,欧洲大陆的火药桶已被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在风光明媚却暗藏杀机的地中海,德国地中海分舰队司令威廉·苏雄海军上将,正站在他旗舰“戈本”号的舰桥上,凝视着无垠的海面。他麾下的这支力量,是德国展示其全球存在感的象征:“戈本”号战列巡洋舰,1912年下水,排水量22,600吨,装备10门280毫米(11英寸)主炮,射程极远,威力足以摧毁任何同时代的巡洋舰;其高达27节的航速,使其既能追猎弱者,也能从强者手中逃脱。与其相伴的是轻巡洋舰“布雷斯劳”号,虽体型较小,但速度快、武备精良,是理想的侦察与袭扰平台。这两艘战舰代表了德意志帝国海军的技术雄心,是公海舰队派往远洋的骄傲之子。

然而,此刻它们却成了地中海上孤独的游魂。与它们对峙的是英国地中海舰队,由海军上将伯克利·米尔恩爵士指挥。米尔恩手中握有三艘战列巡洋舰——“不屈”号、“不倦”号、“不挠”号。每一艘都与“戈本”号同属一个级别,三对一,在纸面上构成了压倒性优势。英国海军的战略意图简单而明确:一旦战争爆发,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戈本”,消除它对协约国地中海航运,特别是至关重要的法国北非军团运输线的威胁。

苏雄,一位以果敢和技术素养着称的军官,深知自己处境之险恶。他的选项寥寥无几:向西,尝试突破由英国重兵把守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向北,寻求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普拉港的庇护,但那里更像一个易进难出的陷阱,会将舰队置于奥匈舰队旁边,一同被封锁。就在他权衡之际,来自柏林最高层的指令,穿过纷乱的无线电波,抵达了他的手中。这指令并非出自海军部,而是直接来自帝国最高统帅——德皇威廉二世。

1.2 皇帝的赌局:向东!

威廉二世,一位对海军有着近乎痴迷情感的君主,他的“世界政策”梦想与强大的舰队紧密相连。他清楚地认识到,“戈本”号的价值远不止于其火炮和装甲。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它是一枚可以激活整个局面的活棋。此时,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畔的奥斯曼帝国,正像一个重病缠身的巨人,在战争的边缘摇摆不定。年轻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青年土耳其党)政权内部,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是狂热的亲德派,渴望借助德国的力量重振帝国雄风,并对抗世仇俄国。而大维齐尔(首相)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等人则更为谨慎,希望待价而沽,或者干脆保持中立。

威廉二世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戈本”号送往君士坦丁堡。这不仅能拯救这艘珍贵的战舰,更能向奥斯曼帝国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德国是你们坚定且强大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这艘战舰本身将成为插入奥斯曼心脏的一个杠杆,一个可以撬动其倒向同盟国的决定性砝码。这是一个大胆、想象力丰富且风险极高的战略赌博。皇帝批准了计划:苏雄舰队应伺机向东突围,驶向达达尼尔海峡。

1.3 十天生死:智慧、勇气与幸运的角逐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地中海的平静被彻底打破。米尔恩的英国舰队开始全力搜捕“戈本”号。接下来的十天,上演了海军史上最扣人心弦的追逐之一。

苏雄的第一次机动便展现了其战术智慧。他首先向西航行,做出要强行突破直布罗陀的态势,成功吸引了米尔恩主力的注意力。然而,在收到确认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命令后,他于8月3日夜间突然调转船头,全速向东驶去。这是一次完美的欺骗。

然而,命运似乎有意增加这场追逐的戏剧性。“戈本”号强大的轮机是其骄傲,也是其阿喀琉斯之踵。在关键时刻,它的锅炉管道开始出现故障,浓烟从烟囱中不正常地喷出,航速一度骤降。苏雄的工程师和水兵们在高温高压的机舱内进行了英勇的抢修,维持着战舰的运转。与此同时,英国人也犯下了一系列致命错误。米尔恩的部署存在漏洞,他将部分力量用于保护法国运输船,并且错误地判断了苏雄的意图。通讯上的混乱和迟疑,使得英国舰队未能及时集结,给予“戈本”号致命一击。

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8月6日。英国海军中将欧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率领一支包括四艘装甲巡洋舰的舰队,在希腊马塔潘角附近拦截了“戈本”号。特鲁布里奇的舰只火力强大,但装甲薄弱,航速慢。在仔细评估后,他认为在“戈本”号超射程的280毫米主炮面前,他的舰队在接敌前就会被逐一摧毁。基于对英国海军“避免与优势敌军交战”传统训令的保守理解,他痛苦地放弃了攻击。这一决定后来引发了巨大争议,也使得“戈本”号得以继续东逃。

8月10日,历经千辛万苦,煤尘满身、轮机疲惫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终于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一场外交上的紧逼与博弈随即展开。英国大使强烈要求奥斯曼帝国遵守中立国义务,扣留德国战舰至少至战争结束。但在君士坦丁堡,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以复杂的法律借口和拖延策略,顶住了协约国的压力。最终,在柏林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紧密的电报沟通后,奥斯曼政府“邀请”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暂避”。

1914年8月11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艘德国战舰缓缓驶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最终在奥斯曼首都君士坦丁堡下锚。苏雄上将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这次成功的突围,不仅是战术上的杰作,更是一次战略上的绝杀。它将一个足以改变战争进程的变量,投送到了最关键的节点上。

第二节:新月下的十字旗——“赠予”的政治艺术

2.1 君士坦丁堡的震撼与抉择

两艘德国巨舰,特别是线条优美、威猛凛然的“戈本”号,出现在金角湾,在奥斯曼帝国首都引起了轰动。民众聚集在海岸边,带着惊奇与敬畏的目光注视着这些钢铁巨兽。对于普通的伊斯坦布尔人而言,这是强大力量的象征,是帝国可能重获新生的吉兆。然而,在托普卡帕宫和苏丹的宫廷里,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密室里,引发的却是激烈的政治辩论。

帝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与俄国数百年的世仇,使高层对加入协约国一方心存极大的疑虑。而德国近几十年的军事、经济渗透,以及其表现出的对奥斯曼领土完整的“尊重”,使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伙伴。然而,帝国的国库空虚,军队现代化程度低,参战风险巨大。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等人主张继续观望,甚至与协约国进行秘密谈判,以期获得更优厚的条件。

“戈本”号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平衡。它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一个既成事实。它使得亲德派,特别是恩维尔·帕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筹码。如何合法地、永久地将这两艘战舰及其强大的战斗力留在奥斯曼,成为德奥双方心照不宣的共识。

2.2 一出精心编排的法律滑稽剧

解决方案充满了政治智慧与外交欺诈。根据国际法,一个中立国不能长期收留交战国战舰,必须在24小时内将其扣留直至战争结束。为了绕过这一规定,一个“买卖”方案被迅速炮制出来。德国政府宣布,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正式出售”给奥斯曼帝国政府。

1914年8月16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畔华丽的达马特巴切宫前,举行了一场象征性的移交仪式。德国海军旗缓缓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奥斯曼帝国红底新月五星旗。两艘战舰被赋予了充满奥斯曼帝国荣光的新名字:

· “戈本”号 更名为 “亚武兹·苏丹·塞利姆”号 。“亚武兹”意为“冷酷者”或“无情者”,是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苏丹之一塞利姆一世的绰号,他在16世纪初极大地扩张了帝国版图。这个名字的选择,意在唤起帝国的军事荣耀。

· “布雷斯劳”号 更名为 “米迪利”号 ,这是爱琴海上一座奥斯曼岛屿的土耳其语名称。

然而,这出戏的精髓在于其“形变而神不变”。舰上从司令苏雄上将到最底层的水兵,全体德国官兵,并未被解除武装或拘禁。他们仅仅是摘下了代表德意志帝国的帽徽,换上了奥斯曼海军标志性的菲斯帽,便集体“转入”了奥斯曼海军服役。战舰的指挥链、日常维护、战术训练乃至后勤供应,依然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更关键的是,威廉·苏雄上将本人,被奥斯曼苏丹正式任命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

2.3 一石三鸟的战略收益

这一系列操作,其战略收益是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的:

1. 实力的量子跃升:在“亚武兹”号到来之前,奥斯曼海军是一支以老旧前无畏舰和巡洋舰为主的二流力量,完全无法与俄国黑海舰队抗衡。而“亚武兹”号的加入,使得奥斯曼海军一夜之间获得了黑海的制海权。它的速度、火力和装甲,对俄国那些航速缓慢、火力贫弱的老式战舰形成了“降维打击”。

2. 主权的巧妙置换:苏雄作为奥斯曼海军总司令,其下达的每一个命令,在法理上都代表着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意志。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可以通过这位上将,直接操控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战略,甚至利用海军行动来绑架整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奥斯曼帝国在军事主权上,出现了严重的“旁落”。

3. 心理与舆论的压倒性胜利:两艘巨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金角湾的日常巡弋,成为了德国力量与信誉的活体广告。它们极大地鼓舞了军队和民众中的亲德民族主义情绪,有效地压制了国内残余的亲协约国声音。恩维尔帕夏等主战派的力量因此空前壮大。奥斯曼帝国这艘摇摆不定的航船,其舵轮已经被一只强有力的德国手牢牢握住。

威廉二世通过这次精妙的“赠予”,不仅奇迹般地保全了两艘本应被困死或击沉的主力舰,更是以近乎零成本的方式,为同盟国集团赢得了一个拥有巨大战略纵深的帝国盟友。这无疑是其“世界政策”在外交实践中最成功,也最富戏剧性的一笔。

第三节:炮火铸就的同盟——苏雄的“擅自”决定与最后的推手

3.1 君士坦丁堡的犹豫与柏林的焦灼

尽管战舰已经易帜,官兵已经“归化”,但直到1914年10月,奥斯曼帝国仍未正式参战。政府内部,以塔拉特·帕夏和杰马尔·帕夏为首的部分青年土耳其党领袖,虽然倾向德国,但对立即投入一场世界大战仍心存疑虑。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更是希望维持中立,与协约国进行着秘密谈判,甚至考虑以不参战为条件,争取废除那些屈辱的领事裁判权条款。

这种僵持局面让柏林和苏雄都感到焦灼。对于德国而言,东线面对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压力巨大,迫切需要开辟新的战线来分散俄军的兵力。而最好的方向,就是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对俄国发动进攻。同时,推动奥斯曼帝国对协约国宣战,可以切断英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向俄国输送物资的通道,并能以“圣战”的名义煽动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殖民地起义。时间,站在协约国一边,因为拖延下去,奥斯曼内部的主和派可能会占据上风。

3.2 “既成事实”的创造者

在这种情况下,行动比外交照会更有效。威廉·苏雄,这位性格刚毅、使命感极强的海军上将,决心打破僵局。他与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进行了紧密的磋商。后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恩维尔以某种默许、鼓励甚至是非正式授权的方式,支持了苏雄的计划。然而,这一行动几乎可以肯定没有经过奥斯曼内阁的正式讨论和批准,从而带上了“擅自决定”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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