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1章 法理人情求平衡（1/2）

在“去其苛暴，存其核”的大原则下，李斯主导的律法修订，始终在尝试探索一个更为复杂的境界——**在冰冷的“法理”与温热的“人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服务于统治的“平衡”**。这并非易事，却代表着法律思想的一种进步。

以往，《秦律》给人的印象是铁板一块，冷酷无情，一切以法条为准绳，极少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境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况。这种绝对化的“法治”，在战争年代和高压统治下或许有效，但在追求社会稳定的和平时期，则容易显得僵化，甚至制造新的矛盾。

此次修订，李斯明确指示，在不损害法律威严和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引入“情理”的考量。这并非要回到儒家“屈法申情”的老路，而是希望法律在执行时，能更具灵活性和现实针对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维护秩序、教化百姓的最终目的。

修订班子围绕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激烈辩论，试图确立“**法理与人情平衡**”的尺度：

**案例一：孝子窃粮救母。** 一贫寒士子，其母病重，无钱买药购粮，情急之下窃取邻人粟米半斗，被发现后认罪态度良好。按旧律，盗窃无论数额，皆应施以重罚。

儒家学者主张：“此子虽触律法，然其心出于孝道，情有可原。若依律重惩，恐寒天下孝子之心，亦有违陛下仁政教化之本意。当轻判，或令其赔偿了事。”

法家学者反驳：“盗窃即是盗窃，若因‘孝’便可轻纵，则人人皆可借口‘情有可原’而犯法，国法威严何在？此例一开，后患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