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8章 记录毕生得失（2/2）

“……当时为政，只虑及集中天下之力，成就千古帝业，巩固天下一统之局。于法家之术，取其‘富国强兵’‘令行禁止’之利，却过于强调君王威权与行政效率，视民力为可无限取用之资源，视严刑为唯一有效之手段。于民力之凋敝，民生之疾苦，如筑长城者冻饿毙于道，修陵墓者生埋于地下，驰道旁累毙之尸骨，虽偶有所闻，或以为此乃成就伟业之必要代价，或自欺此乃‘使黔首自实田’后之必然阵痛，或虽心有不忍，然自觉无力扭转始皇雄图与大势所趋。今退居林下，亲见农夫耕作之艰辛，听闻闾左徭役之悲声，方知当年之政，失其根本。法，可为治国之利器，亦可为虐民之凶器。过于刚猛，失却仁恕之心，则政令虽行，而民心已离。长城固然御敌于外，然脚下累累白骨，谁人怜之？驰道固然利兵马商旅，然筑路之夫，几人得还故乡？此实为斯辅政期间，目光短浅，未能强谏，甚至为求事功而竭力推行，所造下之深重罪孽，心中常怀巨恸，无可推卸，此乃平生最大之‘失’！”

其次，在于政治斗争中的权谋算计，对某些具体人物的亏欠。 他并未回避自己在波谲云诡的权力场中，为求自保、为推行主张、为打击政敌而使用的种种并不光彩的权术手段，包括对同僚的排挤、构陷，对潜在威胁的防范与打压。他尤其提到了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韩非，字里行间流露出极其复杂的、混合着敬佩、嫉妒、惋惜与愧疚的情绪。

“……韩非之才，洞悉世事，文辞犀利，深明法术之要，胜斯何止十倍。然其性刚直，其学过于深刻尖锐，不为骄矜之秦王所喜，亦为同僚所忌。斯虽口称敬其才，内心实深惧其能，恐其得势而取代己位。于其被困咸阳，乃至最终遭李斯、姚贾构陷而被迫服毒自尽之悲剧，斯未能以同门之谊、爱才之心而全力营救，反因一己私心，惧其才高震主，恐失己宠，而有落井下石、推波助澜之嫌。虽可推诿于党派之争、时势使然，然扪心自问，岂无一丝嫉妒与维护权位之私心作祟？此于心有愧，对故人不住，亦为一难以弥补之‘失’。” 这种对自身道德瑕疵的坦诚揭露，需要极大的勇气，也显示出他晚年的反省之深。

再者，在于对家族教育的某种偏失与对权力荫庇的过度依赖。 他反思了自己在子女教育上，过于强调仕途经济，期望他们能延续家族的权势与荣耀，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他们独立人格、健全心性以及更广阔人生价值的培养。虽然最终长子李由成才，为官谨慎，次子李瞻（虚构名）另辟蹊径，不慕权势，但这个过程让他深刻意识到，将家族命运过于紧密地捆绑在权力战车上的巨大风险与短视。

“……昔时教导子女，多言庙堂之高，权术之要，望其克绍箕裘，光耀门楣，延续李氏之显赫。却少言君子之道，立身之本，更未引导其见识山林之乐，布衣之真。殊不知，权势如虎，伴之愈久，危之愈深，依赖愈重，则失落愈痛。幸而晚年有所醒悟，不再强求，导其向善，各安天命，方未酿成如赵高、阎乐之辈倚仗权势而覆族之祸。然此教育之初衷，已是一偏失，险些误了子女一生之幸福，思之赧然。”

最后，是一种更宏观的、带有哲学意味的“失”——对历史洪流中个人力量局限性的无奈体认。 他认识到，即便自己拥有超越同时代许多人的远见卓识，试图逆天改命，辅佐始皇建立万世不朽之基业，但个人的智慧与力量，在庞大帝国机器的惯性、复杂的人性弱点以及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面前，依然是渺小而有限的。他无法彻底改变始皇帝晚年追求长生、刚愎自用的性格，无法根除官僚体系内部日益滋生的腐败与低效，无法在短时间内调和统一过程中积累的尖锐社会矛盾。

“……人力有其穷尽时，时势有其不可违之限。纵有凌云之志，改天换地之心，亦难敌岁月之沧桑，制度之惰性，人心之私欲。所能为者，不过顺势而为，于关键处略尽绵薄之力，求其改善于万一而已。欲以一人之力，逆亿万之人心，抗累世之积弊，终是徒劳。此非推诿责任之辞，实乃历尽沧桑、饱经忧患后，认清自身渺小与局限后之慨叹，亦是一种深刻之‘失’——对理想终究难敌现实之无奈。”

通过这番毫不留情、深刻入骨的“记录毕生得失”，李斯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自我解剖与灵魂的洗礼。他不再仅仅是那个功勋卓着、毁誉参半的铁血丞相，也不再是那个只求安度晚年的归隐老翁，而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矛盾性、在历史大潮中奋力挣扎、既有经天纬地之大功、亦有荼毒苍生之大过的、真实而立体、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这份近乎残酷的坦诚记录，使得《忆往录》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的个人回忆录或功过自述，它成为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于帝国兴衰、权力本质与人性的历史档案，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面可供深刻借鉴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