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6章 非因严法因得民（2/2）

其三，选拔官员的机制趋于相对公平和开放。“制科”的推行和完善，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残余，给了底层士人乃至有一定文化的平民子弟上升的通道。虽然高门大族依然具有资源优势，但至少在法律层面上，“学而优则仕”成为可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古今治乱考》中指出：“秦之所以延祚，制科之设功莫大焉。使野无遗贤，朝多寒士，故政令可通于闾阎。”

这些通过相对公平的考核选拔出来的官员，部分来自民间，了解民生疾苦，在施政时能够更多地体恤民情。官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更广泛的民意，而不仅仅是少数权贵利益的代言人。国家治理的视角，开始从单纯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向“上下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微妙转变。

三、得民心者得天下：长治久安的终极密码

这一切制度性变化的最终指向，便是“得民”。百姓不再将朝廷视为纯粹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而是能够带来秩序、保障生存、甚至提供些许发展希望的治理者。当大多数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仓廪日渐充实，他们自然不愿轻易铤而走险，反而会成为维护现有秩序的基本力量。

这种民心基础的形成，产生了多重积极效应：

其一，社会韧性增强。即便在王朝中后期出现局部的天灾（如文帝时期的黄河大溢）、人祸（如景帝时的七国余党叛乱），由于广大民众的基本生计未受根本动摇，对朝廷仍抱有基本信任，使得帝国拥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和时间进行调整，而不至于瞬间崩盘。史载昭襄王时期关中大旱，流民数十万，但“无有揭竿者”，朝廷得以从容赈济，平稳度荒。

其二，治理成本降低。当大多数民众自愿守法而非被迫服从时，维持社会秩序所需的暴力成本显着下降。咸阳宫廷档案显示，从始皇晚期到昭襄王初年，维持地方治安的“求盗”“亭卒”数量减少了近四成，而刑事案件发生率不升反降。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投入水利、道路、教育等公共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其三，文化认同凝聚。随着时间推移，秦朝开创的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等制度，逐渐从外在的强制规范，内化为百姓日常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秦人”的身份认同超越了地域隔阂，形成了早期的“国家民族”意识。贾谊在《新书·治安策》中指出：“今关东稚子亦诵秦律，巴蜀耆老能言咸阳，此非强力所致，乃积渐使然也。”

四、历史启示：法治与民心的辩证法

因此，这个时空的大秦能够国祚绵长，并非因为它放弃了“法”，而是因为它改变了“法”的运用逻辑与实践方式，使其从失民心的利器，转变为了得民心的基石之一。法治本身并无绝对的好坏，关键在于它服务于谁、如何执行、与怎样的社会经济政策相配合。严密的法令配合残酷的剥削，便是暴政；而同等的法令配合休养生息的仁政，便可成为盛世之基。

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启动者正是晚年的李斯。他在《罪己疏》中的反思，在始皇病榻前的最后谏言，为法治的转型提供了思想起点。而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扶苏的仁厚、后续继任者的坚持，以及整个官僚体系在数十年间的逐步调适。这是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思想、制度与人互动的复杂产物。

“非因严法因得民”这七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凝聚了千年的治国智慧。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法律和制度，无论设计得多么精妙，如果背离了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和意愿，终将被历史抛弃；而只有深深植根于民生、以获得和维护民心为依归的治理，才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成就长久的太平。这一洞见不仅解释了两个秦朝的不同命运，也成为了后世治国者不断汲取、反复深思的重要历史经验，在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长河中，持续闪烁着启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