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1章 虽有权谋却为民（2/2）

面对秦始皇突然病逝、遗诏未发的权力真空，李斯手握巨大选择权。赵高以“长子扶苏与蒙恬亲近，若即位，相位必归蒙恬”相威胁，又以“与君侯共定天下”相利诱。这一刻，李斯的权谋计算达到了顶峰。

然而，细究其最终选择与胡亥、赵高合作的原因，史家发现其中复杂的权衡：他深知扶苏与蒙恬若掌权，自己的权势必然衰退；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胡亥的昏庸与赵高的阴险。在两难中，他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暂时妥协，也要避免因公开对抗引发可能的宫廷内乱甚至内战。在当时的他看来，一个无能的皇帝加上一个自己尚可制衡的赵高，或许比一场可能席卷全国的权力战争对民生的破坏更小。这种判断虽然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失误，但其初始动机中确含有避免更大动荡的考量。

最终归宿的深层逻辑

李斯晚年的选择，尤其耐人寻味。

临终抉择： 当他被赵高构陷，即将被腰斩于市时，他对中子说出的那句“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流露出对早年布衣生活的无限怀念。这种情感的真实性，与其权谋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遗嘱深意： 他留下的“简葬”、“耕读传家”等遗嘱，看似与其一生追求的权势背道而驰。但若置于其整体思想中考察，这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另一面：他始终保持着对朴素生活的认同，对家族长久安宁的追求，对不扰民、不劳民的治理理念的最终坚守。这种“低调退场”，是其在生命终点，以最后的方式践行着某种“为民”理念——不因自己的丧事而劳民伤财。

矛盾统一的历史本质

李斯的复杂性正在于此：他是一个将权谋作为必要工具，以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推行其治国理念的务实政治家。他的悲剧在于，工具逐渐异化，最终反噬了目标。

权谋的双重性： 在战乱频仍、强敌环伺的战国末期，没有足够的权力与智谋，任何政治理想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李斯的权谋，某种程度上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前提。然而，当这种权谋逐渐脱离“为民”的罗盘指引，便可能滑向为权谋而权谋的深渊。

为民的局限性： 必须承认，李斯的“为民”有其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所说的“民”，更多是作为统治对象的整体，而非拥有权利的个体。他的政策，在宏观上可能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但在微观执行中，常伴随着严苛的法制与沉重的劳役，给具体民众带来苦难。

历史评价的辩证： 理解李斯“虽有权谋却为民”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非黑即白的评价框架。他既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彻底的权术家，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试图通过权力手段实现社会有序化的复杂人物。他的权谋服务于其政治理想，而他的政治理想中始终包含着对“民生”的关怀，尽管这种关怀常被权力斗争的迷雾所遮蔽。

在华夏文明从分封走向大一统的关键转折点上，李斯以其矛盾而统一的行为，诠释了一个政治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求索。他的罗盘始终指向“治世”与“民生”，即便在深潭般的权谋漩涡里，那根指针也从未彻底失灵——这才是理解这位“千古一相”复杂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