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考试晋升录，宣公第五年（2/2）

此外，古希腊的“学园”与古罗马的“文法学校”也承担了部分“能力培养与筛选”功能。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通过辩论、数学推演、哲学探讨等方式培养治国人才，学生需通过层层学术考核才能成为“哲人王”的候选者；罗马的文法学校则教授修辞学、逻辑学与法律知识，掌握这些技能的人更容易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参与政治辩论，进而获得官职晋升的机会，这种“知识储备与表达能力”的比拼，可视为早期“文官考试”的雏形。

不过，古希腊罗马的选拔制度也存在明显局限：女性、奴隶与外邦人被排除在公民之外，无权参与官员选拔；共和后期的罗马，贵族通过操控选举、垄断资源，逐渐削弱了考核的公平性，最终为帝制的到来埋下伏笔。但这些早期实践中蕴含的“公众参与”“能力适配”“专业考核”等理念，仍为后世欧洲文官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与东方的科举制形成了人类早期选才制度的两大范式。

紧接着，到了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伴随着早期大学的建立，欧洲的官员选拔与能力考核机制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时期，王权与教权的交织、封建领主制的盛行，使得官员体系呈现碎片化特征，而大学的兴起则为知识传承与人才筛选提供了新的载体，与东方科举制形成了另一种路径的探索。

中世纪的欧洲，世俗官员选拔长期被封建世袭与贵族特权主导。国王与领主的官吏多从亲信、骑士或贵族子弟中任命，血缘与忠诚是首要标准，所谓“考核”更多是对领主的宣誓效忠与军事服务能力的检验——例如骑士需通过马术、剑术等武艺考核才能获得采邑，进而成为领主的行政助手，这种“军功与门第结合”的模式，与中国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有几分相似。教会则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官员体系，神父、主教等职位的晋升，需通过对基督教教义的背诵、宗教仪式的掌握程度等考核，由上级教会逐层任命，神学知识成为教会官员的核心“考试内容”。

而11世纪后兴起的大学（如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虽最初以神学、法学、医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却意外成为培养世俗与教会官员的“预备学校”。大学的教学以“辩论”与“考试”为核心：学生需通过对经典文本（如《圣经》《查士丁尼法典》）的阐释与辩论获得学分，毕业前需通过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的“答辩考试”，合格者才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这些学位不仅是知识水平的证明，更成为进入教会或王室任职的敲门砖——例如掌握罗马法的毕业生常被国王聘为法律顾问，精通神学的学者则容易晋升为教会高级官员，巴黎大学的毕业生甚至直接参与了中世纪后期的议会与司法体系。

这一时期的“考试”虽未形成全国性的选拔制度，却已具备明确的层级与标准。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考试分为“初级考试”（考察基础法条记忆）与“高级考试”（考察案例分析与辩论能力），通过高级考试者才能获得在欧洲各国法庭任职的资格；牛津大学则要求文科学生必须通过逻辑、修辞、算术等“七艺”的考核，这种对基础知识的系统要求，为官员处理行政事务提供了能力基础。

不过，中世纪的官员选拔仍摆脱不了特权束缚。大学虽向平民开放，但高昂的学费使多数寒门子弟望而却步，能通过大学考试进入仕途的仍以贵族子弟为主；教会与王室的重要职位，更是被少数家族垄断，考试仅作为形式化的补充。但早期大学建立的“知识考核—学位认证—职业准入”链条，为后世欧洲文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当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打破神学垄断后，这种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考核模式，逐渐演变为近代文官考试的基础。

中世纪的制度探索，是欧洲从“世袭制”向“知识选拔制”过渡的关键阶段。大学的兴起不仅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传统，更创造了通过系统考试筛选人才的机制，这种将“知识能力”与“职位资格”挂钩的思路，虽与东方科举制路径不同，却共同指向了“选贤任能”的核心目标，为人类选才制度的多样化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记。

与此同时，在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考试与官员考核晋升领域，也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制度实践，虽未如中西方那般形成系统的考试体系，却在长期发展中沉淀出适应本土文明的选拔逻辑。

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深刻影响着官员体系的构建。在吠陀时代至孔雀王朝时期，社会被划分为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与统治者）、吠舍（平民）、首陀罗（奴隶）四个种姓，官员选拔严格遵循种姓界限——刹帝利阶层凭借出身垄断军政要职，其“考核”更多是对家族忠诚度与军事技能的检验，如孔雀王朝的王子需通过骑射、政务管理的训练才能继承王位。而婆罗门作为精神领袖，掌握宗教与教育权力，其内部晋升则依据对吠陀经典的背诵能力、祭祀仪式的熟练度，这种基于宗教知识的“考核”，成为维系种姓特权的重要工具。不过，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曾出现过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求官员定期汇报辖区内的农业生产、税收征管情况，考核优异者可获赏赐，但这种实践并未突破种姓制度的根本框架。

阿拉伯世界在伊斯兰文明兴起后，形成了独特的“马利克”（行政官员）选拔体系。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时期，官员多从哈里发的亲信、部落贵族或伊斯兰学者中产生，对宗教信仰与文化素养的考察是核心——担任法官（卡迪）需精通《古兰经》与伊斯兰教法，通过资深法官的面试考核，证明其能依据教法裁决纠纷；财政官员则需掌握算术与税收制度，通过皇室财政部门的实操测试才能任职。巴格达的“智慧宫”不仅是学术研究中心，也承担着培养官员的职能，学者们在这里通过翻译古希腊典籍、研习天文历法，形成了以“知识素养”为标准的人才筛选机制，那些在哲学、科学领域有深厚造诣者，往往能得到哈里发的重用，成为朝廷重臣。这种将宗教知识与实用技能结合的考核方式，推动了阿拉伯帝国行政体系的高效运转。

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与印加文明，在官员选拔中融入了浓厚的宗教与军事色彩。玛雅城邦的官员多由贵族子弟担任，他们需在神庙中接受严格训练，考核内容包括象形文字的读写、历法计算、祭祀仪式的主持能力，通过这些与宗教密切相关的“考试”，才能获得管理城邦事务的资格。阿兹特克帝国的军事贵族制度尤为突出，战士需通过俘获敌人的数量证明勇武，战功卓着者可晋升为军事首领，进而参与国家治理，这种“以战功定晋升”的机制，与古代中国的军功爵制有相似之处。印加帝国则建立了严密的“信使制度”，官员从贵族中选拔，需通过对帝国法律、驿站管理、农业技术的考核，尤其是对“结绳记事”（印加人的计数方式）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其能否胜任税收征管与政务传达职责。

非洲地区的古代王国，如埃及、马里、桑海等，官员选拔多与王权紧密结合。古埃及的法老作为“神之子”，其官员体系以王室亲信与祭司为核心，维西尔（宰相）等高级官员需通过法老的信任考验与行政能力测试，如处理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丈量、税收计算等事务，考核合格者才能执掌大权。西非的马里帝国则重视对地方酋长的政绩考核，要求酋长定期向国王汇报部落治理、黄金开采与贸易情况，国王通过派遣使者巡查进行监督，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其统治合法性。这些实践虽未形成标准化考试，却通过“实践检验”与“忠诚度考察”，维系着王国的行政运转。

这些地区的制度实践，虽受限于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文明发展阶段，未形成类似科举制的系统考试体系，却共同探索了“能力适配”与“统治需求”的平衡——或依托宗教知识，或依赖军事功勋，或重视实践技能，为人类考试与官员晋升制度的多样性提供了生动注脚。它们与中西方的制度相互映照，展现出不同文明在治理智慧上的独特追求。

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它们或借鉴外来制度并本土化，或依托自身传统形成特色体系，展现出文明交流与自主发展的双重轨迹。

日本在大化改新（读白话文的记忆，使用头脑风暴与情景再现法，进入这鲁宣公第五年的世界，进行游历。

关于所负责区域的竹简与书籍的整理工作，他也像往常一样，把他们先放到了一边，之后再做。

不多时，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与交织。

他的思绪，很快便来到了鲁宣公第五年的世界。

说来也巧，就在这鲁宣公执政鲁国第五个年头的时候，和鲁宣公执政鲁国的前几年一样，也都发生了许许多多生动有趣且耐人寻味，值得人细细思考反思的事情。

鲁宣公五年的春天，东风渐起，拂过曲阜城外的洙水河畔，宣公带着几名近臣与礼官，踏上了前往齐国的路途。此时齐鲁两国虽偶有摩擦，却仍维持着表面的邦交，宣公此行既是为巩固盟约，也是应齐惠公之邀，共商边境田亩划分之事。一路上车马辚辚，途经泰山余脉时，宣公望着远处齐国的方向，眉头微蹙——他深知，齐国近年国力日盛，此次出访需得谨言慎行，方能不失鲁国体面。

夏日炎炎时，宣公的车驾终于返回鲁国都城。城外早已聚集了闻讯赶来的卿大夫与士民，见国君车驾平安入境，众人皆松了口气。宣公下车时面带倦色，却难掩一丝释然，向迎候的群臣略述了此行的经过：齐侯虽态度傲慢，却也应允了鲁国提出的边境划分方案，只是席间隐约提及要与鲁国联姻，此事需从长计议。话音未落，群臣中已有窃窃私语，皆知齐国此举意在以婚姻巩固对鲁国的牵制。

转眼到了秋九月，天高云淡，齐国的上卿高固亲自率领一支仪仗队来到鲁国。这支队伍旌旗鲜明，车马装饰华丽，显然是为了迎接鲁宣公的女儿叔姬而来——原来，宣公在齐国时已默许了联姻之事，约定由高固作为齐侯的代表，前来履行迎亲之礼。鲁国的卿大夫们虽对这桩婚事各有盘算，却也按礼制在城外设宴款待高固，席间鼓乐齐鸣，暂时掩盖了两国关系背后的暗流。

就在这桩婚事紧锣密鼓筹备之际，鲁国的老臣叔孙得臣悄然离世。叔孙得臣是鲁国的重臣，曾辅佐过文公与宣公两代国君，尤其在对外征战中屡立战功，深受国人敬重。他的去世让朝堂之上泛起一阵唏嘘，宣公亲自前往吊唁，望着这位老臣的灵柩，不禁感叹岁月流逝，辅佐自己的肱骨之臣又少了一位。一时间，鲁国朝堂既忙着操办叔孙得臣的丧事，又要兼顾与齐国的婚事，显得格外忙碌。

冬意渐浓时，齐国的高固再次来到鲁国，这一次，他身旁站着的正是身着嫁衣的叔姬。按照礼制，新娘出嫁后需随夫婿回门省亲，因此高固便陪同叔姬一同前来。鲁宣公见女儿安然归来，虽心中不舍，却也只能按捺情绪，以礼相待。只是叔姬脸上虽带着笑意，眉宇间却藏着一丝对陌生国度的不安，让宣公暗自叹息：身为诸侯之女，终究难逃政治联姻的命运。

就在齐鲁两国因婚事暂时缓和关系的同时，南方的楚国却突然出兵攻打郑国。楚国近年来势力不断北扩，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楚国北上的重要阻碍，此次出兵显然是为了打通进军中原的通道。消息传到鲁国，宣公与群臣忧心忡忡——郑国若败，楚国的势力便会直接威胁到中原各国，鲁国夹在齐、楚两大强国之间，未来的处境恐怕会更加艰难。朝堂之上，关于是否要出兵援助郑国的争论此起彼伏，而宣公望着窗外飘落的第一片雪花，只觉得这个冬天格外漫长。

话说回来，就在鲁宣公执政鲁国第五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定王第三个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春天，东风初起，拂动着洙水两岸的新绿，宣公带着一行臣属，登车前往齐国。此时齐鲁两国虽常有往来，却暗藏着几分微妙的制衡——齐国仗着国力强盛，总想在诸侯间占据主导，而鲁国则需在周旋中维系自身体面。

车驾抵达齐都临淄城外时，齐国上卿高固已带着仪仗等候。他是齐惠公眼前的红人，为人精明且极善钻营。宴席之上，齐惠公与宣公谈及边境事宜，话语间多有试探，高固则在一旁频频向宣公敬酒，目光却不时瞟向随行的鲁国礼官，似在盘算着什么。酒过三巡，高固忽然离席，凑到齐惠公耳边低语片刻，惠公听后微微颔首，随即笑着对宣公说：“寡人与鲁侯情谊深厚，不如多盘桓几日，让高卿陪你游览一番临淄风光？”

宣公本想尽快返程，却见高固紧接着上前，躬身行礼道：“鲁侯远道而来，臣有一不情之请。臣听闻鲁侯之女叔姬贤淑聪慧，容貌端丽，愿以微躯求娶，若能得鲁侯应允，齐鲁两国必能永结秦晋之好，世代不相负。”话虽说得恳切，语气里却带着几分不容推辞的强势。宣公心中一怔——叔姬尚年幼，且此事关乎邦交，本应回国与群臣商议，怎料高固竟借着齐惠公的挽留，当场提出此事，显然是算准了他在齐国境内不便强硬回绝。

齐惠公在一旁敲着边鼓：“高卿乃我齐国栋梁，与叔姬正是天作之合。鲁侯若应允，寡人愿亲自主婚，保两国日后同气连枝。”宣公望着眼前两人一唱一和，心知若当场拒绝，恐惹恼齐侯，坏了边境的安稳；可若贸然应下，又失了鲁国的主动。犹豫再三，终究还是在高固的软磨硬泡与齐惠公的“盛情”挽留之下，含糊其辞地默认了此事，这才得以在临淄多留了数日。

到了夏天，宣公的车驾终于返回鲁国都城。城外的群臣早已等候多时，见国君归来，虽按礼迎上前去，神色间却多了几分异样。果然，国史令在记录此事时，仅以“宣公自齐还”几字一笔带过，未有半分褒扬之语。按《春秋》笔法，凡国君出行归来，若记载简略平淡，往往暗含“讥刺”之意——这是在说，宣公身为一国之君，竟在齐国被高固设计挽留，还在未与朝臣商议的情况下，默许了叔姬的婚事，此举既有失国君的决断之明，也违逆了“国之大事需与众臣谋”的礼制，实在是难辞其过。

宣公登殿理政时，见群臣眼神躲闪，心中便已明了《春秋》记载的深意。他望着案上那卷刚誊抄好的史册，指尖划过“宣公自齐还”五字，只觉得字字都透着沉甸甸的分量——身为诸侯，一言一行皆系国体，此番齐国之行，终究是因一时的犹豫与妥协，落了个“有过”的评价。

眼见鲁宣公第五年春夏之交，在这中原大地上，鲁国以及各诸侯国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不由得让暗中默默围观这一切的王嘉内心五味杂陈，他在思虑良久，同时又抬头望向天边以及周遭景色之余，紧接着伴随着一声长叹，他便缓缓道出他自己的反思思考与评价感悟之言来。

“唉……一国之君，行止关乎宗庙社稷，怎可因一时之困便失了方寸？”王嘉望着远处洙水悠悠东流，声音里带着几分怅然。

“齐人以联姻为饵，明是示好，实则挟制——高固之请，看似恳切，句句都藏着‘你若不应，便是伤了两国情谊’的逼迫；齐侯敲边鼓，更像是以势压人。宣公身处客地，顾虑边境安稳固然有理，可将女儿婚事当作权宜之计，既未与朝臣谋，又未问叔姬意愿，终究是失了为君者的担当啊。”

他低头抚过身旁一卷记录着鲁桓公时期外交事迹的竹简，又道：“昔日桓公与齐盟会，虽也有周旋，却始终守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底线，从不以私废公。如今宣公为求一时安稳，将宗室女子推入政治漩涡，《春秋》仅书‘自齐还’三字，看似平淡，那字里行间的讥刺，可比明着斥责更让人警醒。”

一阵风过，吹得书库外的树叶沙沙作响。王嘉抬头望向天边流云，语气添了几分释然：“不过话说回来，乱世之中，诸侯争霸，小国生存本就如履薄冰。宣公的妥协，或许也有他的不得已。只是这‘不得已’二字，最是容易消磨掉国君的锐气与底线。若长此以往，鲁国在诸侯间的体面，怕是会一点点被磨平啊……”

他拾起一块石子，轻轻投入脚边的水洼，涟漪一圈圈散去，正如他心中那些翻涌的思绪。“看来，这治国之道，既要懂得屈伸，更要守得住根本。否则，今日的权宜，明日便可能成了别人拿捏的把柄。”

紧接着，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转移…

鲁宣公五年的秋九月，天高云淡，齐鲁边境的官道上扬起一阵烟尘。齐国上卿高固亲自率领着一支盛大的迎亲队伍，旌旗上绣着醒目的齐国王室徽记，车马载着丰厚的聘礼——从绸缎玉器到骏马布匹，一路浩浩荡荡驶入鲁国境内。不同于诸侯间联姻常由大夫代劳，此次高固竟亲身前来，车马抵达曲阜城外时，他身着玄端礼服，亲自下车向鲁国迎接的卿大夫行礼，姿态显得格外郑重。

鲁国的国史令站在城楼上，望着这一幕默默记下：“齐高固来迎叔姬。”按《春秋》笔法，凡卿大夫为自己迎娶他国宗室女子，需明言“迎”而非“逆”（逆多指国君或代国君行事），此番特意记载“迎接叔姬”，正是为了凸显“卿亲自迎娶”这一细节——高固此举，既是对鲁国的示好，也暗藏着抬高自身地位的心思，毕竟以卿之尊亲迎，在列国交往中并不常见。鲁国群臣虽对这桩婚事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却也只能按礼制设宴款待，看着叔姬身着嫁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登上高固的车驾，驶向齐国的方向。

转眼到了冬季，寒风卷着落叶掠过鲁国都城的街巷，高固竟又带着子叔姬回到了曲阜。车驾停在宫门外，高固下车后，特意让人牵来几匹神骏的战马，向迎接的鲁国官员解释：“此番带叔姬回门，一是让她省亲，二是感念鲁侯恩德，特将这些良马献上，算作小婿的一点心意。”众人这才明白，所谓“来我国”，名义上是夫妻一同回门，实则暗含“归还马匹”的意味——按当时习俗，男方迎娶时若受女方馈赠，需在婚后回门时以等价之物回报，高固此举既是遵循礼制，也是在向鲁国展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重视。

只是这份“重视”在鲁人眼中，多少带着几分刻意。国史令在竹简上写下“高固与子叔姬来”时，笔尖微微一顿——夫妻同返本是常事，却因高固此前的强势求娶，让这场回门也染上了几分政治色彩。

就在齐鲁两国因婚事往来频繁之际，南方的战火已悄然燃起。楚庄王亲率大军攻打郑国，战车碾过郑国的田野，旌旗直指都城新郑。郑国素来依附晋国，此刻却在楚军的猛攻下面临覆灭之危，连连向晋国求救。而与郑国相邻的陈国，见楚军势大，不敢得罪，慌忙派使者向楚国献上厚礼，俯首讲和，以求自保。

消息传到晋国，中军将荀林父拍案而起：“陈国本是中原诸侯，竟依附蛮楚，实乃背叛！若坐视不理，晋国在诸侯中的威望何在？”当即率领晋军主力南下，一面驰援郑国，一面调转兵锋直指陈国——既然陈国向楚示好，便先以武力敲打，让其明白依附楚国的代价。晋军的战车踏过陈国边境的农田，攻城略地，一时间，中原与南方的战火交织，让这个冬天更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鲁国朝堂上，卿大夫们听闻晋楚相争、陈国遭攻的消息，皆是面色凝重。宣公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喃喃道：“南方战火再起，中原诸侯又将陷入纷争。我鲁国夹在中间，怕是又要费尽心机周旋了……”话音未落，殿外传来一阵风啸，仿佛是远方战场的厮杀声，隐隐传入耳畔。

眼见此情此景，只见同样是在一旁静静观察着这一切的王嘉，在看到鲁国与中原大地各诸侯国功法纷争且权谋心计不断之事，不由得已是再度长叹一声，随后便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与那评价感悟来。

“唉……春秋无义战，这话真是半点不假。”王嘉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身前的竹简，声音里满是感慨。

“你看那齐鲁联姻，名为亲善，实则各怀算计。高固亲迎，看似尊礼，不过是借婚事抬高自家地位，顺带拿捏鲁国；鲁国忍下这口气，也是迫于齐国威势，想暂求边境安稳。可这安稳，终究是用宗室女子的命运换来的，如履薄冰，又能撑得几时？”

他转向南方，仿佛能透过风雪望见晋楚交战的烟尘：“楚庄王伐郑，是为北上争霸；晋荀林父救郑攻陈，看似仗义，实则是怕楚国抢了中原主导权。陈国夹在中间，降楚则招晋怨，附晋又恐楚伐，左右为难，终究成了大国角力的牺牲品。这天下，早已不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了，如今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为了土地、权势，亲情、盟约皆可抛，何其可悲？”

一阵寒风卷着雪沫扑在窗上，王嘉裹了裹衣襟，语气添了几分沉痛：“宣公忧心鲁国处境，可乱世之中，小国想独善其身太难了。若只知一味妥协，人家便会觉得你软弱可欺；若强出头，又难免引火烧身。可即便如此，也该守住底线——联姻可以是策略，却不能成了习惯；周旋可以求生存，却不能丢了风骨。否则，今日送女求和，明日便可能割地赔款，国将不国啊。”

他拿起一卷《周礼》，轻轻拍了拍：“昔日周公制礼作乐，本是为了定序安邦，让诸侯各守其分，不相侵扰。如今礼崩乐坏，只剩下赤裸裸的利欲与权谋。这些纷争，看似是土地、城池的争夺，实则是人心的失守啊……”

雪下得更紧了，王嘉望着漫天飞雪，眼神里却多了几分坚定：“不过，也正因如此，才更要从这些史事中寻出些道理来。治国者，既要有审时度势的智慧，更要有坚守本心的勇气。否则，在这乱世漩涡里，迟早会迷失方向，被浪潮吞没。”

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过后，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这话，今日读来，竟字字都应在眼前啊。”王嘉捧着一卷《道德经》，指尖划过竹简上的纹路，声音轻得像落在雪上的叹息。

他又翻到《论语》中“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的篇章，低声念道：“孔夫子感叹礼崩乐坏，刑罚失度，可不就是如今这般景象？楚庄王凭武力伐郑，晋荀林父借大义攻陈，看似各有说辞，终究不过是‘力者为王’，哪还有半分礼乐的影子？”

忽然想起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他苦笑一声：“墨子盼着天下人互利相爱，可诸侯们偏要‘交相攻，互算计’。陈国附楚是为利，晋国伐陈是为势，连齐鲁联姻，也成了互相算计的筹码，这‘利’字当头，爱又在何处呢？”

转身看到案上的《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几个字刺得他眼疼。“难怪孙武要说用兵需用诡道，你看高固求娶时的步步紧逼，晋楚相争时的声东击西，可不都是‘诡道’？只是这诡道用多了，人心也就诡诈了，天下也就永无宁日了。”

最后，他拿起一卷《诗经》，吟起“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句子，声音里带着几分苍凉：“周室东迁后，诗人见故都荒芜而悲叹。如今这中原大地，战火连绵，怕再过些年，也会是‘黍稷之苗’遍布战场吧？只是不知后世之人，又会如何哀叹我们今日的纷争呢？”

风雪渐停，阳光透过云层洒在竹简上，王嘉合上书卷，望着远处初晴的天空，那些先贤的字句仿佛化作了一道光，照进这乱世的迷雾里——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些清醒的叹息与坚守，文明的火种才不至于在权谋与战火中熄灭。

后来，又过了没多久…

在这之中，王嘉与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交流，并且有了许多自己的感悟。

再到了后来，当他的思绪回到现实中时，他便将其中重要的信息记录在他先前准备好的小竹简小册子上，之后再细细分析。

然后，他在完成自己手中的书籍整理与分类工作后，他便马不停蹄的带着自己的疑惑，前往他的老师左丘明丘明先生休息以及办公的地方，寻求答疑解惑。

伴随着今日书库的整理工作进入尾声，王嘉趁着间隙，常与负责典籍校勘的老臣、曾亲历齐鲁会盟的史官闲聊。老臣们说起叔孙得臣生前如何力主“以礼驭邻”，痛惜如今朝堂少了这般坚守礼制的柱石；史官则偷偷讲起叔姬出嫁前，曾在宫中偷偷哭着问“齐地的雪，会不会比鲁国的冷”，听得王嘉心头一阵发酸。这些细碎的故事，让那些竹简上的“高固迎亲”“宣公自齐还”变得鲜活起来，也让他更真切地感受到，史书上的每一个字，都藏着无数人的悲欢。

他望着自己先前记录的小竹简，上面已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齐以婚逼鲁，非仁；鲁以女求安，非勇”“楚伐郑，晋攻陈，皆以‘义’为名，实争霸权”……笔尖划过这些字句时，忽然想起师哥曾说“史非独记其事，更在明其理”，心中豁然开朗——记录不是目的，从这些事里看清乱世的症结、寻出治世的微光，才是先生让他们整理典籍的深意。

待将最后一卷《春秋》残篇归位，王嘉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抓起那册小竹简便往先生的书房赶。穿过覆着薄雪的庭院，远远便见左丘明先生正坐在窗前，就着天光批阅简牍，案上的铜炉里飘出淡淡的松烟香。

“先生。”王嘉轻叩门扉，捧着竹简躬身行礼，“弟子整理典籍时，对鲁宣公五年的几件事有许多不解，想向先生请教。”

左丘明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来，虽目不能视，却能从王嘉的语气里听出那份急切与认真，便温声道：“但说无妨，你近日在书库浸淫日久，想必有不少新得。”

王嘉应声上前，将小竹简摊在案上，指着自己的批注，从齐鲁联姻的利弊，问到晋楚相争背后的道义，再到《春秋》笔法为何对宣公“略而不扬”，一句句问得恳切。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两人身上，也照亮了竹简上那些尚带着墨香的字迹，仿佛要将千年的困惑，都消融在这一室的宁静里。

紧接着，没过多久，王嘉在反复思索之余，又与几位师哥师姐展开了一番深入交流。师哥们结合齐国近年来的扩张野心，分析高固强娶叔姬背后的政治算计；师姐则提及鲁国宗室女子远嫁他国的过往，感叹她们在邦交中身不由己的命运。这些闲谈让王嘉对史书中的记载有了更立体的理解——原来那些看似简单的“迎亲”“归宁”背后，藏着如此复杂的权力博弈与人间悲欢。

思绪在古今之间几番流转，这一日便在书库的竹简清香与师友的言谈间悄然逝去。

当岁月的车轮碾过鲁宣公五年的最后一片残雪，迎来他执政的第六个年头，曲阜的春草再度抽芽。只是这新的一年里，齐鲁边境的暗流是否会演变为明浪？南方的战火又将烧向何处？《春秋》的竹简上，又会落下哪些关乎诸侯兴衰、民生悲欢的笔墨？这一切，都如洙水河畔初起的薄雾，引人好奇，更待探寻。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