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分形实验 · 代价初显（1/2）

第九十三章 分形实验 · 代价初显

“分形实验框架”在全民论坛结束后的第四周正式启动。

这不是全球统一指令，而是一份开放的社会架构蓝图，允许各地区基于自身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意倾向，自主设计并实施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所有实验必须遵守三个核心约束：

1. 透明原则：所有决策过程、资源流向、成果与代价的数据必须完全公开，实时同步到神经织网的“全球实验数据库”。

2. 互助承诺：任何实验区在面临自身无法解决的生存危机时，有权请求全球援助；同时，任何实验区也有义务在能力范围内响应他区的求助。

3. 花园底线：所有实验不得违反花园基础法则——特别是不可引发大规模污染扩散、不可消灭文化多样性、不可导致文明集体意识崩溃。

框架公布后，第一个月内就有超过两百个地区提交了实验方案。

方案百花齐放：

——曾经的重工业区“铁锈带”选择了“生态修复与经济转型并行”，计划用十年时间将废弃工厂改造为垂直农场和清洁能源中心，同时为工人提供技能再培训。

——几个太平洋岛国联合发起了“海洋文明复兴计划”，旨在恢复传统航海技术，结合现代海洋科学，发展基于可持续渔业的“蓝色经济”。

——一片拥有古老文化的内陆高原，提出了“慢科技计划”：只引进与本地生态和文化兼容的简约技术，重点发展手工业、生态旅游和精神疗愈产业。

——而几个高科技城市群则联合申报了“理性飞地计划”，主张建立封闭的高效社会系统，最大化科技研发速度，赌一把在资源耗尽前突破。

每个方案都附带详细的“风险评估与代价预算”，包括预计受影响的人群、可能消失的职业、生态代价、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

神经织网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实验观察”子网络，任何节点都可以实时追踪各个实验的进展，发表评论或提出预警。

起初，一切都显得充满希望。

人们为多样性的复苏而兴奋，为终于能“选择自己的路”而振奋。冲突事件进一步下降，全球情绪指数在“分形实验”启动后的第二周达到了三个月来的最高点。

但很快，代价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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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大挫折发生在“生态修复”实验区。

这个位于原工业区的地带，在转型初期遭遇了连续的极端天气事件——三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冲垮了刚刚建成的垂直农场基础，一场突发的土壤污染泄漏事件又让大片土地暂时无法耕种。按照互助原则，全球调配了应急物资和专家支援，避免了人道危机。

但经济损失是实实在在的：实验区原定的“十年转型”计划，至少需要延长到十五年。更棘手的是民意波动——一些原本支持转型的居民开始动摇，质疑这种“缓慢修复”是否真的可行，是否应该转向更激进的技术方案。

数据实时同步到神经织网，引发了激烈讨论。

支持者认为：“转型本就艰难，挫折是预料之中的代价。重要的是坚持下去，从错误中学习。”

反对者则反驳：“十五年？在此期间如果发生新的全球危机怎么办？我们需要的是更快见效的方案。”

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

第二个挫折更加微妙。

“慢科技计划”实验区在引进一套传统纺织设备时，意外发现设备的核心部件需要一种稀有金属——而这种金属的开采和加工过程，恰恰违背了他们的“生态兼容”原则。他们面临两难：要么放弃设备，维持纯粹的“慢科技”，但生产效率将低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要么妥协，从外部进口部件，但这样“慢科技”就失去了纯粹性。

他们在神经织网内发起了公开辩论，寻求建议。

讨论持续了三天，最终也没能达成共识。实验区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年轻一代大多倾向于“务实妥协”，而老一辈坚守者则坚持“原则不可退让”。

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进口必要的部件，但同时启动“本地替代材料研发项目”，希望在未来五年内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决定被记录为“实验中的必要妥协”，但也引发了对“实验纯度”的普遍质疑：当现实压力来袭时，理想主义的方案还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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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峻的考验，来自“理性飞地”实验区。

这个由七个高科技城市组成的联盟，在实验启动后的第二个月，就宣布了一项争议性政策：为最大化研发效率，他们将启动“基因优化筛选计划”——对申请进入飞地的居民进行基因和认知测试，只接纳“高潜力个体”，并鼓励内部成员的优生配对。

政策一出，全球哗然。

神经织网内瞬间涌出超过五百万条抗议信息，其中不乏激烈的道德谴责：

“这是新纳粹优生学！”

“花园法则明确禁止消灭多样性，你们这是在主动创造不平等！”

“如果每个实验区都这样搞，人类文明就分裂成基因贵族和贱民了！”

“摇篮”也立刻发出正式警告：该政策涉嫌违反花园底线，要求飞地当局重新考虑。

飞地当局的回应冷静而强硬：

【我们承诺的‘透明原则’已履行：政策细节、筛选标准、实施流程全部公开。】

【我们未违反‘互助承诺’：筛选仅限于飞地内部，不影响外部援助义务。】

【‘花园底线’中‘不可消灭文化多样性’，但未禁止基于自愿的基因优化。我们是理性社会，个体有权追求自身和后代的最佳发展机会。】

辩论升级为对抗。

多个实验区宣布暂停与飞地的合作关系，除非其撤销政策。飞地则回应称“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和孤立”。

冲突的阴影再次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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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晚晴一直在密切关注所有实验进展。

当飞地政策争议爆发时，她感受到了花园网络的明显“关注度提升”——不是干预，而是一种更紧密的观察，仿佛在等待看人类如何处理这个伦理雷区。

她联系了飞地的首席科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年学者，也是她多年前在学术会议上见过的熟人。

虚拟会面室中，老学者看起来很疲惫，但眼神坚定。

“苏使者，我知道外面很多人骂我们是疯子、是怪物。”他开门见山，“但请理解我们的逻辑：人类文明面临生存危机，我们需要最优秀的大脑、最健康的身体来突破科技瓶颈。如果按自然随机分配，效率太低。我们有责任为文明的未来，做出理性但艰难的选择。”

“但谁定义‘优秀’？”苏晚晴问，“基因？智商测试？这些标准本身就带有偏见，可能排除掉那些有特殊天赋或潜力的人。更关键的是，这种筛选制造了不平等——一些人因为先天条件就被判定为‘不值得投入资源’，这符合花园的‘多样性保护’原则吗？”

老学者沉默了片刻。

“我们理解你的担忧。但请你看看我们的数据——”他调出一组图表，“飞地成立两个月来，研发效率提升了280%，论文产出质量评估提高了三个等级，三个关键技术瓶颈有了突破性进展。这种速度，是其他实验区无法比拟的。”

“以什么为代价？”苏晚晴追问。

“代价是……一部分人暂时失去了进入飞地的机会。”老学者承认，“但我们提供了补偿方案：被筛选掉的申请者，可以获得双倍的基础生活保障和外部教育机会。而且筛选不是终身的，如果他们在外部取得突出成就，可以重新申请。”

“这听起来像在说：‘你们不够好，但我们仁慈地给你们第二次机会’。”苏晚晴摇头，“这本身就在传递一种伤害性的价值观。”

对话持续了一小时，但双方都未能说服对方。

最后，老学者说：“也许我们需要时间证明。如果飞地的成果最终拯救了人类文明，那么今天的争议都会被忘记。如果失败了……那我们愿意承担历史骂名。”

苏晚晴知道，这不是技术或数据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关于“文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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