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兴南新发展1移民(1/2)
1930年12月的仰城,刚成立的兴南政府总部里,灯火彻夜未熄。楚阳站在巨大的兴南地图前,手指划过曼城、勃城、掸城的广袤土地,这些标注着“待开发荒地”的区域,在他眼中是兴南未来的希望。
“没人,再好的蓝图也是一张废纸。”楚阳对着围坐的内阁成员说,声音因连日操劳有些沙哑,却字字铿锵,“从明天起,启动‘华夏根系’移民计划,每年至少从华国引进180万移民——农民、工匠、教师、医生,只要愿意来,我们就给他们家,给他们希望。”
地图旁摊着内政部连夜拟定的《移民安置细则》,每一条都透着楚阳的决心:
- 土地分配:每人1.5亩耕地,一户至少3亩,三年内免征农业税;
- 住房保障:每户60平方米砖瓦房(过渡期先住竹屋),由政府统一建设;
- 就业安排:有技能者对口安排工作,无技能者由政府组织培训,确保每户至少一人就业;
- 子女教育:移民子女优先入学,小学至初中免费,课本文具由政府发放;
- 医疗保障:移民享受免费基础医疗,疟疾、霍乱等传染病药物全额补贴。
杨金秀看着细则,有些担忧:“楚阳,180万移民,每年的安置成本至少2000万兴南元,还要派军队护航,压力太大了。”
楚阳拿起桌上的一份华国灾情报告——1930年的华国,湘南、赣南等地遭遇大旱,无数农民流离失所。“压力再大,也得扛。”他指着报告,“华国有千万饥民,我们有千万亩荒地,这是双赢。这些移民,会是兴南最坚实的根。”
1930年12月25日,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在昆明、贵阳、长沙、广州等地同时挂牌,第一张“兴南移民招募告示”贴满了华国南方的乡镇集市。告示末尾,楚阳亲笔写下的“兴南是家,欢迎回家”八个字,像一束光,照进了无数苦难者的心里。
1931年1月的湘南乡下,寒风卷着尘土,吹得村口老槐树的枯枝呜呜作响。王树根蹲在自家漏风的土坯房里,看着灶台上空空的米缸,眉头拧成了疙瘩。地主昨天又来催租,把租子从五成涨到七成,去年秋收的粮食刚够交租,再过几天,一家人就要饿肚子了。
“他爹,要不……咱去试试?”妻子李桂兰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王小根,声音带着试探。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告示,是昨天去镇上买盐时从布告栏上揭下来的——“兴南招募移民,分田分房,政府安置”,落款是“兴南内政部驻华招募处”。
王树根接过告示,手指反复摩挲着“分田分房”四个字,心里又惊又疑。活了五十年,他从没听说过“官府给百姓分地”的事,莫不是骗子?可看着米缸里的几粒米,看着儿子冻得发紫的小脸,他咬了咬牙:“死马当活马医,去试试!”
第二天一早,王树根揣着仅有的5个铜板,带着妻子和儿子,踏上了前往长沙招募处的路。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和他们一样的流民,都是冲着“兴南”来的。有做木匠的张师傅,有会织布的刘大姐,还有读过两年私塾的年轻先生陈秀才。
十几天后,他们终于赶到长沙招募处。那是一间宽敞的院子,门口挂着“兴南内政部长沙招募站”的木牌,工作人员穿着整齐的制服,正有条不紊地给流民登记、发号。
“姓名、籍贯、会做什么?”登记的工作人员抬头问王树根,语气平和。
“王树根,湘南衡阳人,会种地,有力气。”他紧张地回答,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
工作人员低头在表格上记录,然后递给他们三张红色的“移民资格证”:“拿着这个,去隔壁领衣服和路上的干粮,三天后在城外集合,有车队送你们去云南腾冲,再转车去兴南。”
领物资的时候,王树根又惊又喜——工作人员给了他们每人两套蓝布衣服、一双胶鞋,还有一个装着10斤干粮的布袋。“这……这都是免费的?”他不敢相信地问。
“对,都是政府给的。”工作人员笑着点头,“到了兴南,还有更多好处等着你们。”
1931年2月10日,王树根一家和其他500多名移民一起,坐上了前往彩云的卡车。当卡车驶离长沙城时,他回头望了一眼熟悉的家乡,心里虽有不舍,却更多了几分期待——也许,这一次,真的能活下去,能过好日子。
1931年2月的滇缅公路,正午的太阳毒辣得像烧红的烙铁,路面的尘土被晒得滚烫,车轮碾过,扬起的灰雾呛得人直咳嗽。王树根坐在改装过的军用卡车车厢里,怀里紧紧抱着装着稻种的蓝布包——那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唯一念想,去年秋收的稻种颗粒饱满,他盼着到了兴南,能把这好种子种在属于自己的地里。
车厢里挤满了移民,每个人都背着沉甸甸的行囊,脸上沾着尘土,却没人抱怨。王小根踮着脚扒着车栏,小脸上满是好奇,一会儿指着路边高大的橡胶林问“爹,那是什么树”,一会儿又盯着远处山间的炊烟发呆。
“爹,兴南真的有地给我们种吗?”王小根的声音被风吹得发颤,带着怯生生的期待。在老家,地主家的地连碰都不让他们碰,他实在不敢相信,到了兴南就能有自己的地。
王树根粗糙的手掌摸了摸儿子的头,又指了指自己胸前别着的红色“安置证”。那是三天前在腾冲移民中转点领到的,硬纸壳封面印着烫金的“兴南内政部”印章,里面用毛笔写着他的名字、籍贯,还有一行清晰的黑体字:“分配耕地1.5亩\/人,住房60㎡,家属随迁,子女优先入学”。
“放心,这上面盖了官印,作数的。”王树根说得笃定,指尖却不自觉地攥紧了安置证——他还是怕,怕这是一场空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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