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章 兴南的发展－医药（2/2）

1931年夏，陈曦抵达仰城，楚阳特意秘密接见她。没有客套的寒暄，楚阳直接带她来到仰城国立医学院。这里将是研发小组的实验室。“条件很苦，设备很少，但我能给你的，是全部的支持。”楚阳指着教室里仅有的3台二手显微镜和几个铁皮发酵罐，语气诚恳，“我给你一道密令：放手去做，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哪怕失败一百次，也要把青霉素做出来。”

这份密令，成了陈曦的“尚方宝剑”。她被任命为研发小组组长，组员是从兴南国立医学院挑选的20名年轻师生陈曦只能从最基础的“如何无菌操作”教起。每天清晨，她第一个到实验室，深夜最后一个离开，有时为了观察菌种生长，干脆在实验室搭个行军床过夜。

1931年冬，研发遇到第一个死胡同：菌种培养。弗莱明的文件记载，青霉素菌种需要20-25c的恒温环境，可仰光的雨季温度高达30c以上，菌种极易污染；旱季又干燥异常，菌种生长缓慢。“我们把实验室窗户钉死，用冰块降温，可冰块化得太快，温度忽高忽低。”组员小李回忆，“陈教授带着我们做‘土恒温箱’——用木箱装着煤油灯，外面裹上棉花，再用湿毛巾调节温度，每小时测一次温度，晚上定闹钟，两小时起来查看一次。”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对楚阳密令的践行。1932年春，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试验，他们终于培养出稳定的菌种。可新的难题接踵而至：提纯。弗莱明的技术只能将青霉素纯度提升到20%，而人体注射需要至少70%的纯度。“当时我们用‘溶媒萃取法’，100升发酵液只能提取1克粗品，纯度还不到30%。”陈曦急得满嘴起泡，“这样的药注射到人体，不仅无效，还会引发过敏，等于害命。”

1932年楚阳得知研发困境，亲自来到实验室。看到陈曦和组员们在闷热的教室里，围着发酵罐吃干粮、记数据，他当即说：“给研发小组追加100万兴南元，买最好的设备，请最顶尖的专家。”临走前，他拍了拍陈曦的肩膀：“别着急，我给你足够的时间，记住，做不出能用的药，我们对不起那些等着救命的民众。”

有了资金支持，陈曦从法国进口离心分离机、真空干燥机，还邀请同学雅克——法国微生物学家来兴南指导。雅克带来的“层析法”提纯技术，让青霉素纯度大幅提升。1933年秋，当检测仪器显示青霉素纯度达到80%时，实验室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陈曦拿着装有青霉素的试管，泪水夺眶而出：“我们没辜负主任的密令，没辜负那些等着药的人。”

1934年1月，楚阳下达第三道秘密指令：建设“兴南青霉素药厂”，实现量产。他在密令中明确要求：“药厂要建在隐蔽的地方，生产流程必须保密，但有一条——药是给民众用的，成本必须降下来，不能让它变成‘富人药’ 。”

厂址选在仰城郊区，靠近湄南河，既方便取水，又能通过水路运输原料。陈曦全程参与设计，将厂房分为“菌种培养间、发酵间、提纯间、包装间”，每个环节都设置双重保密措施——工人需签订保密协议，厂房周围由防军巡逻，生产数据直接上报总统府。

建设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从法国进口的5吨发酵罐，因仰光没有大型起重机，工人们用“滚木+绞车”的土办法，花了三天三夜才运进厂房；提纯间的无菌墙壁需要特殊涂料，陈曦带着工人用砂纸一遍遍打磨墙面，确保没有任何缝隙。“主任的密令里说‘不计代价’，我们就真的拼了命。”参与建设的工人老周说，“有次为了赶工期，我们连续48小时没合眼，就想着早点把药厂建起来，早点做出药。”

1935年6月，兴南青霉素药厂正式投产。当第一支纯度95%的青霉素下线时，陈曦亲自将它送到楚阳面前。楚阳拿着这支小小的玻璃针管，对着阳光看了很久，轻声说：“这不是药，是兴南的希望。”

可喜悦很快被成本泼了冷水——每支青霉素的生产成本高达5兴南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陈曦拿着成本核算表找到楚阳，语气坚定：“主任，您的密令说‘药是给民众用的’，现在这个价格，民众用不起。我请求再拨款改进技术，把成本降下来。”

楚阳看着成本表。他知道，降低成本需要投入更多资金，还要承担技术失败的风险。但他更记得，自己在密令中写下的“不能让它变成‘富人药’”。“你要多少？”他抬头问。“200万兴南元，两年时间。”陈曦回答。楚阳当即“拨款！我给你两年，你给我一个‘老百姓用得起的青霉素’。”

接下来的两年，陈曦团队开始新一轮攻坚。他们在发酵液中加入本地盛产的玉米浆，让青霉素产量提升3倍；用“二次层析法”减少溶剂消耗，降低提纯成本；甚至自己设计图纸，让本地工厂生产部分设备——1936年末，青霉素的生产成本降至2兴南元\/支，年产量达到10万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