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东京电影节（1/2）

东京的十一月，银杏叶正黄。李萱坐在前往电影节会场的车里，看着窗外整洁有序的街景，突然想起上一次来日本还是三年前——那时她是个刚出道的小演员，跟着剧组来宣传一部根本没人记得的偶像剧。

“萱姐，稿子。”小杨递过来平板，上面是今天开幕式的发言要点，“组委会安排你走红毯后接受nhk采访，问题大纲在这里。”

李萱扫了一眼，问题都很常规：对日本电影的看法、这次带来的作品、未来合作计划...但她注意到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中国年轻演员的代表，如何看待中日文化交流？”

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则微妙。李萱记得原着中，苏灵儿在这个电影节上就栽在类似问题上——她为了讨好日本媒体，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国内网民骂上热搜。

“小杨，”李萱指着那个问题，“告诉nhk，这个问题我想用中文回答，配日语字幕。有些表达，母语更准确。”

“明白。”

车子停在红毯入口。李萱深吸一口气，推门下车。她今天穿了一件改良式旗袍，深蓝色缎面绣银色竹叶，既传统又现代。这是她和国内新锐设计师合作的成果，要的就是“中国设计，国际表达”。

“李萱桑！看这边！”

“萱萱！我爱你！”

红毯两侧的粉丝喊声震天，中日混杂。李萱有些惊讶——她在日本居然有这么多粉丝？

主持人热情地迎上来：“李桑，欢迎来到东京电影节！您的《她的山海》入围了亚洲电影大奖，感觉如何？”

“非常荣幸。”李萱用日语回答，发音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带作品来东京电影节，希望能和日本观众、电影人多多交流。”

红毯环节顺利。进入内场后，李萱被工作人员引到《她的山海》展映厅。今天下午有一场特别放映，之后是她和导演陈墨的观众交流会。

让她意外的是，放映厅里坐满了人，而且不少是日本电影界的面孔——她甚至认出了几位着名导演和影评人。

“李萱桑，这边请。”电影节主席亲自迎上来，“今天来了很多您的影迷，大家都期待您的表演。”

放映开始。李萱坐在第一排，这是她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完整地看《她的山海》。当叶知秋在心理咨询室的那场七分钟独白出现时，她听到身后传来压抑的抽泣声。

结束后，灯光亮起，掌声持续了很久。陈墨导演先上台，用英语简单介绍了创作背景，然后轮到李萱。

主持人问：“李桑，叶知秋这个角色很难演，您是如何准备的？”

李萱接过话筒：“我做了两件事：第一，去心理咨询中心做志愿者，观察真实患者的言行举止；第二，写人物日记——从叶知秋17岁开始写，一直写到她30岁，想象她每个阶段的心理变化。”

台下响起惊讶的议论声。一位日本老导演举手提问：“我注意到您在独白戏中的呼吸控制非常精妙，那是怎么训练的？”

这个问题很专业。李萱认真回答：“我和一位京剧老师学习了三个月的气息控制。中国传统戏曲里有很多呼吸技巧，可以帮助演员在长镜头中保持情绪的连续性。”

交流会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结束时，一位穿着和服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过来，用生硬的中文说：“李小姐...你的表演...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田中绢代。”

李萱受宠若惊。田中绢代是日本国宝级演员，这评价太高了。

“您过奖了。”她赶紧鞠躬。

老太太摇头：“不是客气。你有种...‘静水深流’的力量。很好，保持下去。”

交流会后是媒体群访。日本记者的问题比想象中温和，更多集中在表演技术上。直到一个戴着厚眼镜的男记者举手：“李小姐，您对近年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的成功有什么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文化输出战略的一部分，您怎么看？”

来了。李萱心里一紧，但表情依然平静：“首先，我认为电影的成功首先是艺术的成功。观众不会因为一部电影来自哪个国家就喜欢它，他们喜欢的是好故事、好表演。”

她顿了顿，继续说：“至于文化输出...我觉得这个词不太准确。我更愿意称之为‘文化对话’。中国电影走出去，不是为了输出什么，而是为了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多样性、复杂性。就像日本电影让世界了解了日本人的情感世界一样。”

这个回答既避开了政治敏感，又体现了文化自信。提问记者点点头，没有再追问。

晚上回到酒店，李萱累得直接瘫在床上。手机里已经塞满了祝贺消息——国内媒体快报了她今天在东京的反响，微博上“李萱 东京电影节”已经上了热搜。

小杨兴奋地刷着手机：“萱姐，你看！日本影评人发推特夸你了！说他看到了‘亚洲女性电影的新可能’！”

李萱勉强睁开眼：“帮我谢谢他...对了，明天的行程是什么？”

“明天上午是亚洲电影人论坛，你要发言；下午是《丝路》的特别展映，皮埃尔导演和戴老师都会来；晚上...”小杨顿了顿，“晚上是电影节的重头戏——亚洲电影大奖颁奖礼。”

李萱坐起来。她差点忘了，她这次来不仅是展映，还是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者。

“竞争对手有哪些？”

“日本的老牌演员山口美智子，韩国的金惠秀，台湾的林依晨...都很强。”小杨小心地说，“不过萱姐，咱们能提名就已经赢了，心态放平。”

话虽如此，李萱心里还是起了波澜。这是她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提名，说不期待是假的。

手机响了，是戴言打来的视频电话。接通后，他那边明显是机场：“我刚落地东京，皮埃尔晚一班飞机。你今天怎么样？”

“累死了，但反响很好。”李萱揉着肩膀，“日本观众很专业，问题都问到点子上了。”

“正常，日本是电影大国。”戴言说，“对了，我听说你明天要参加论坛？发言稿准备好了？”

“还在改。”李萱叹气，“论坛主题是‘亚洲电影的全球化困境’，这个题目太大了，不知道从何说起。”

戴言想了想：“不要试图讲大道理。就讲你自己的经验——《丝路》的创作过程、文化磨合、市场反馈。具体的故事比抽象的理论更有说服力。”

“有道理。”李萱记下，“对了，你住哪个酒店？我们明天可以一起过去。”

“和你同一家，制片方安排的。”戴言说，“我大概半小时后到，要给你带点什么吗？机场有家不错的寿司店。”

“要！我饿死了！”

挂掉电话，李萱突然觉得心情好了很多。有戴言在，好像什么事都不那么难了。

第二天上午的论坛，李萱果然用了戴言的建议。当主持人问“亚洲电影如何在保持本土性的同时走向全球”时，她没有谈理论，而是讲了《丝路》剧本修改的故事：

“我们有一场戏，女主角在撒马尔罕市场用算盘计算货价。法国编剧觉得算盘太‘东方’，想改成阿拉伯数字。但我坚持用算盘——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符号，而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算盘确实是丝路商人最常用的计算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