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病（1/2）

我们那地方，管疟疾叫“打摆子”。忽冷忽热，抖起来像筛糠，烧起来像火炭。但在我们村，“打摆子”还有个别名，叫“”。

不是说这病七天就能好。而是村里有个邪门的说法：谁要是得了打摆子，正午发病时，能在自己汗津津的额头上，隐隐约约看见一个淡青色的、歪歪扭扭的数字。从“七”开始，每天烧一次，那数字就模糊地变一次，七、六、五、四……直到变成“一”。等“一”出现那天，如果还退不了烧，这人多半就挺不过去了。老人们说，那是阎王爷在数日子，是“阴差”拿朱砂笔在命数上勾画。

我小时候只当这是大人吓唬小孩的瞎话，直到我十岁那年夏天，亲身经历了“”。

那年雨水多，河沟子、水洼子里积了水，蚊子成团，乌泱泱的。村里好几个半大孩子接连病倒，症状都一样：白天还好好的，一到正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或者深夜子时，先是一阵怕冷，盖上几床被子还哆嗦，牙齿咯咯响；冷劲过去，紧接着就是高烧，脸红得像煮熟的虾，说胡话，折腾一两个时辰，又慢慢退下去，人像虚脱了一样。第二天，差不多时辰，又来一遍。

我是在村口老槐树下玩“跳房子”时，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明明是盛夏午后，阳光白花花刺眼，我却感觉像掉进了冰窟窿，汗毛倒竖。跟我一起玩的铁蛋看我脸色不对，问我咋了。我话都说不利索了，上下牙直打架。铁蛋赶紧把我扶回家。

我娘一摸我额头，冰凉。赶紧把我塞进被窝，又压上两床厚棉被。我还是冷得缩成一团，抖得床板都在响。我娘慌了神，嘴里念叨着“坏了坏了，准是打上摆子了”。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那股锥心刺骨的寒意才慢慢退去。我刚觉得缓过点劲儿，一股燥热又猛地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瞬间，我就像被扔进了蒸笼，浑身滚烫，汗水哗啦啦往外冒，把被褥都浸湿了。眼前开始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好像有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吵架，又像是很多虫子在叫。我难受得直哼哼，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看见房梁上盘着条大黑蛇，吐着信子看我；一会儿又觉得我娘端来的水碗里，泡着个惨白的人脸……

我爹从地里被叫回来，一看我这架势，脸色就沉了。“去请王先生。”他对我娘说。

王先生不是郎中，是村里的“治摆子”人。他家住村西头，独门独院，泥墙高垒，平日里很少跟人来往，身上总带着一股淡淡的、类似艾草又混合着其他草药的古怪味道。村里人得了摆子，都不先去请郎中，而是去找他。据说他有一套祖传的“收摆子”法子，很灵验，但规矩也多。

我娘赶紧包了十几个鸡蛋，又舀了半升新碾的小米，匆匆去了。

我烧得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久，听见堂屋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是我爹娘和王先生。王先生的声音又干又哑，像两片砂纸在摩擦。

“……娃娃还小，阳气旺，收得回来。老规矩，今晚亥时，我过来‘收’。你们准备一盆井水，要刚打上来的，越凉越好。再找一件娃娃贴身穿的、没洗过的汗褂子。屋里只留一个属龙或属虎的大人守着，其他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都避出去，鸡鸭猫狗也关好，别弄出声响。”王先生顿了顿，声音更低了，“还有，不管听到屋里有什么动静，守夜的人不许出声，不许点灯，更不许进来张望。天亮之前，我自会出来。”

我爹娘连声答应。

我被高烧和胡话折磨得筋疲力尽，后半夜烧稍微退下去些，昏昏沉沉睡着了。但睡不安稳，总觉得有什么冰凉的东西在脸上拂来拂去。

第二天，我是在虚弱和口渴中醒来的。身上里衣湿透了，黏糊糊的，但那股要命的冷热交替似乎暂时消停了。我娘红着眼圈给我喂水，说我昨晚吓死人了。我问王先生呢，我娘说天没亮就走了，留下三包黑乎乎的药末，让我每天正午用黄酒冲服一包。

“王先生还说，”我娘压低声音，眼神里带着余悸，“让你白天太阳好的时候，多去院子里坐坐，别老闷在屋里。要是……要是觉得额头发痒，或者眼前有什么影子晃，就用手使劲拍三下左肩膀，别回头。”

我听得心里发毛。

吃了王先生的药，当天平安无事。我以为病好了。可第二天正午，我刚在院子里坐了没多久，日头明明暖洋洋的，那股熟悉的、跗骨之蛆般的寒意，又毫无征兆地从脚底板爬了上来！

比第一次更猛烈！我尖叫着往屋里跑，被我爹一把抱住，塞进被窝。依旧是先冷后烧，折腾得天昏地暗。等我从高烧的混沌中稍微清醒一点，挣扎着要水喝时，我娘端着水碗过来，眼睛却突然直勾勾盯着我的脸，手一抖，碗差点掉在地上。

“咋……咋了娘？”我虚弱地问。

我娘嘴唇哆嗦着，指着我的额头，声音发颤：“数……数字……‘六’……”

我爹赶紧凑过来看，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他拿来我娘梳头用的、背面能照人的水银模糊的圆镜，递到我眼前。

我费力地抬眼看去。镜子里是我烧得通红、汗涔涔的脸。而在我的眉心偏上一点的额头皮肤下，隐约的，真的透着一个淡淡的、青灰色的、歪扭的字符——不是墨水写的，更像是皮下的淤青或者血管形成的痕迹，但轮廓分明，就是一个“六”！

一股寒意，比打摆子的寒意更甚，瞬间窜遍我全身！

“”！阎王数日子！是真的！

我吓得哇一声哭出来。我爹一把搂住我，拍着我的背，沉声道：“别怕！有王先生在！他既然开了头，就一定能收住！”

然而，王先生的药似乎只能缓解，无法根除。第三天，正午，“五”出现了。第四天，“四”。那青灰色的数字一天比一天清晰，一天比一天刺眼。它像一道催命符，烙在我额头上，也烙在全家人心上。我爹娘眼瞅着憔悴下去，家里笼罩着绝望的气氛。

村里其他几个得病的孩子家，情况也差不多。都请王先生看过，都拿了药，但额头上的数字依旧在倒数。有个比我还小两岁的丫头，在数字变成“三”的那天晚上，高烧没再退下去，天快亮时没了气息。村里一片愁云惨雾，关于“”是瘟神过境、专收童男童女的传言甚嚣尘上。

第五天，我额头上的“三”清晰得像是用最淡的墨笔画上去的。我烧得越来越糊涂，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朦胧中，我听见我爹和我娘在外间压低了声音争吵。

我娘带着哭腔：“……再去请王先生想想办法啊！不能眼睁睁看着娃……”

我爹烦躁地打断：“请了！他说这是‘瘟根’太深，寻常‘收’法不管用了！得用‘换’的！”

“换？拿啥换？”我娘惊问。

我爹沉默了很长时间，才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几句什么。我娘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是压抑的抽泣声。

那天晚上，王先生又来了，比上次更沉默，脸色在油灯下青白得吓人。他没进我屋，只在外间跟我爹低声说了很久。临走前，他留下一个用黄裱纸折成的三角形符包，和一撮用红绳缠着的、干枯蜷曲的、像是什么小动物的爪子。

“子时，给孩子戴上。你们俩，”他指指我爹娘，“按我白天说的准备。丑时，听到三声猫头鹰叫，就动手。记住，心要诚，手要稳，别出差错。成败……就看这一回了。”

王先生走后，家里的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我娘一边抹眼泪，一边在灶房忙活。我爹蹲在门口，闷头抽了一袋又一袋旱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