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贝币与贸易——商代商业的规模（2/2）

首先得明白，商朝那会儿的“贸易”，跟咱们现在提着菜篮子逛超市，完全不是一码事。它大概分三层：

最顶层，是 “王室特供”式的远程资源攫（jué）取。商王朝需要巨量的铜、锡、铅来铸青铜，需要玉料、海贝、象牙、龟甲这些珍稀物。这些东西产地往往遥远且分散。怎么办？主要有三招：征伐、朝贡、羁（ji）縻（mi）贸易。对于不听话的方国，比如盛产铜矿的南方，可能直接“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诗经·商颂·殷武》），打下来或威慑之，直接获取资源。对于臣服或结盟的方国、部落，则通过“朝贡”体系，让他们定期进献本地特产。还有一类，可能就是在边境或重要据点，由王室控制的专人，用中原的粮食、布帛、成品的青铜器（作为高级礼品）等，去交换远方的矿料、海贝。这种“贸易”，政治和军事色彩极浓，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国家主导的战略物资调配。

中间一层，是区域性、行业性的物资流通。比如，制陶作坊需要的特殊陶土，制骨作坊需要的大量骨料，可能并非全部本地出产，需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调配。再比如，《尚书·酒诰》里劝诫殷商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说你们要牵着牛车，去远处从事贸易，来孝养父母。这反映了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商人或家族，可能利用牛车，在较大的区域范围内贩运盐、粮食、牲畜、皮毛等大宗民生商品。这种贸易，开始带有一定的专业性和营利目的。

最基层的，就是广大村落、族邑之间的 “墟市”交换。正如《易经》描述的“日中为市”，大家定期聚集在某个中心地点，拿自己多余的农产品、手工制品（陶器、石器、骨器、编织物），换回自己缺少的东西。这里头，贝可能用得少，主要是以物易物。但正是这无数涓滴细流，满足了社会最基础的物资调剂需求。

那么，这些东西靠啥运呢？车和船。商朝的车，那可是高科技。殷墟发现了大量的车马坑，车子都是双轮、单辕、衡（héng）轭（è）式，用青铜件加固关键部位，由两匹马驾辕。这种车，运载量比人力肩扛手提大得多，速度也快，是陆路长途运输的主力。甲骨文里“车”字就是车的俯视图，形象得很。可以说，商朝是一个“车轮上的王朝”，没有发达的造车技术和养马业，它的控制和贸易网络根本无法延伸那么远。

水路呢？商人傍着黄河、洹水定居，不可能不善用水路。虽然目前考古还没发现商代的实体船只，但甲骨文里有“舟”字，像一条小船；还有“凡”（帆的初文？）字。想象一下，沉重的铜矿石、木料，通过黄河及其支流进行水运，恐怕比陆路车运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舟船，是这个王朝看不见的、却可能同样重要的血脉。

一个有趣的证据来自货币本身——铜贝的出现。用珍贵的青铜去铸造仿贝，这行为本身意味深长。它说明，贝的“货币”功能在某些场合已经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认为值得耗费青铜这种战略金属来“制造通货”。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商代社会某些层面（很可能是上层或大宗交易），以贝为中介的交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信用水平。

然而，商业的萌芽，终究是在神权政治与农业经济的夹缝中生长。它再活跃，也无法撼动整个社会的根基。商王和贵族们最关心的，不是市场繁荣，而是祭祀的丰洁与收成的丰歉。远方的海贝固然可喜，但仓廪（lin）里实实在在的粮食，才是社稷安稳的压舱石。所有贸易得来的珍宝、原料，最终大多转化为祭祀的礼器、战争的兵甲、贵族的玩好，而非用于扩大再生产。商业，并未能重塑社会的基本结构。

因此，当我们赞叹殷墟珍宝、遥想商贾（gu）车马之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驱动这个庞大王朝运转的核心引擎，始终是那片被反复耕耘的土地，和那套试图解读天意以指导农耕的宇宙观。无论是“百工”的巧夺天工，还是“贝币”的初试啼声，其最终的“买单者”与存在的意义，都深深根植于农业的产出与“天命”的庇佑之中。

下一章，就让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土地与天空，去看看商人是如何观察星辰、安排农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下华夏农耕文明承前启后的关键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