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朝堂礼仪背后的儒法之争：司马光为何痛批刘邦“不学”？（2/2）

【司马光的批判】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十一》中，再度用〖臣光曰〗对刘邦和叔孙通提出了批评。司马光毫不客气地批刘邦“不学”，批叔孙通“器小”，这到底是什么梗？

司马光的批评逻辑在于：刘邦的局限在于他将礼视为工具，而非治国之道。这种功利性的接纳，使其无法抵达更高的境界，未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叔孙通虽被司马迁誉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却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

司马光甚至还引用扬雄的讥讽，指出叔孙通虽召鲁地儒生，却有二人不肯参与，正因他们看出叔孙通并非真心复兴古礼，而是“委己而从人”，屈从于权力。真正的大儒，绝不会为了一时之功而放弃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和准绳。

好吧，我们解析了司马光在〖臣光曰〗中对刘邦和叔孙通的批评，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尚未回答——向来谨言慎行的司马光为什么仅仅只是为了“礼仪”之事，对汉高祖和秦末汉初儒家大佬叔孙通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呢？

其实，这一切都与礼仪无关，司马光非常愤慨的具体点在于——叔孙通和刘邦用旧瓶子装新醋。

刘邦初定天下，朝廷仍延续战时法家式的粗放管理。叔孙通制定礼仪，表面是“儒家回归”，实则是儒法融合的产物。他并未完全摒弃秦制，而是以儒家形式包装法家秩序，使群臣“震恐肃敬”。

这与儒家思想相背驰，甚至在司马光看来，这依然还是在走秦帝国的老路。这令司马光深感痛心。

【结语：司马光的坚守与叔孙通的变通】

当我们回望叔孙通为汉初制定礼仪这段历史，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知识分子的永恒困境——是坚守理想的原则，还是顺应现实的变通？

司马光站在千年之后的北宋，对刘邦和叔孙通的批评如此犀利，恰恰因为他看到了这个选择背后的深远影响。司马光的“刁钻视角”背后，是史家的专业与情怀。

司马光之所以对看似成功的“礼仪变革”予以批评，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叔孙通所制定的，本质上是用儒家外衣包装的法家秩序，这与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理想相去甚远。

叔孙通的“套路”虽为司马光所不齿，却也绽放着“现实主义的智慧光芒”。

精准把握需求，从刘邦的烦恼中看到机遇；适度妥协，在原则与现实间找到平衡点；注重实操，用一百多人反复演练一个月，确保万无一失；借势造势，选择长乐宫落成的重要时机一鸣惊人。

叔孙通这种“先求有，再求好”的务实态度，确实为儒家在汉初政 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如果没有叔孙通的这次成功，儒家思想能否在后来获得独尊地位，或许还要打个问号。

对原则的坚守值得尊敬，但对现实的变通也并非全无价值。

司马光代表了理想的高度，叔孙通展现了现实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或许是在不同情境下知道何时该坚守、何时该变通。

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需要权衡的思考题。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何尝不经常面临类似的抉择？是坚持纯粹的理想，还是在现实中步步为营？

或许有时候，不完美的开始胜过完美的从未开始。

这可能才是我们读史的意义——不是简单地评判对错，而是通过理解古人的两难处境，塑造多 维度看问题的思维，这玩意儿有时候或许能在不经意之间为我们自己开启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