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刘邦沛县起兵与司马光的“天命”包装术（2/2）

刘邦这样的逃亡者，本身就是秦法的破坏者，天然具有反秦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由此足见，萧何、曹参作为未来汉初重臣的政 这眼光多么毒辣。

沛县令的“sao操作”之下，其行为必然失败。

县令召刘邦前来参与反秦，这是投机行为，见刘邦势大而反悔则是恐担心失控，这种反复就已经令人生厌，但也不至于丧命。

反复之后的县令干了一件最大的蠢事——欲杀萧何、曹参。

县令此举，直接将自己最得力的助手给逼反，同时也暴露了县令刻薄寡恩和愚蠢至极，彻底失去了人心和内部支持，至此，县令只剩下一条死路。

县令下令关闭城门之举，看似防守，实则将自己孤立于沛县父老和民众之外，为刘邦策反城内提供了绝佳的外部条件和道义优势（县令背信弃义、陷害好人）。于是，刘邦草书一封信，就能挑动沛县父老杀县令，举义旗。

【 刘邦的手腕与“沛公”身份的建立】

刘邦射书入城，精准地将矛头指向县令个人（而非整个沛县秦人），陈说利害（响应起义是生路，跟随县令是死路），成功分化瓦解了城内力量，策动父老反杀县令。这招是典型的“借力打力”、“祸水东引”，不留痕迹地就收获了人心，除却了反秦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由此可见其手腕着实高明。

虽然史料记载刘邦是被沛县父老立为“沛公”的，但是，这很显然是刘邦、萧何、曹参、樊哙这帮人策划的结果。

刘邦被拥立为“沛公”而非“王”或“将军”，是因为“公”是楚国旧贵族的尊称，既区别于陈胜的“王”（树大招风），又利用了楚地遗民对旧贵族的认同感，赋予“沛县反秦老大”的政 治地位，同时留有上升空间（后来才称王）。这是非常务实的政 治定位。

称“沛公”后，刘邦依靠萧何、曹参在沛县的人脉和行政能力，迅速整合了沛县的人力物力，将百人小队扩张为三千人的反秦力量，“屠龙刀”就此有了雏形。

【 史书对刘邦的“包装”及其意图】

司马光在收录史料时，将那些包装刘邦的史料全数纳入了《资治通鉴》，这些包装史料包括：异相记载（隆准、龙颜、七十二黑痣）；吕公相面嫁女；“斩蛇起义”的神话；芒砀山泽的异常景象四大模块。

史料记载这些的动机很明显——包装刘邦，夯实刘邦未来开辟西汉帝国的“天命所归”属性。

在君权神授观念浓厚的古代，非凡的相貌是“真命天子”的标配。这些描述暗示刘邦生来不凡，注定非池中之物，为其日后称帝提供“先天”依据。这符合历代史家（尤其是官方正史）为开国帝王“造神”的传统。

这是史家很典型的“春秋笔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传说”来解释“为何是刘邦”这个泗水亭长最终得了天下。同时也为汉帝国的建立实属“天命”来背书。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其全数纳入，其核心动机在于利用这些被广泛记载和接受的神话传说，塑造了刘邦“天命所归”的帝王形象，为汉朝的正统性背书，同时也将其作为“德运”与“人事”相结合的典范，用以教化后世君主，以此达成“以史为鉴，资于治道”之目的。

【 结语】

萧何、曹参为秦帝国县令的“身份原罪”量身定制的破冰之道却被愚蠢的县令在投机、反复、背叛、自我孤立过程中演变为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这一鲜明对比的历史细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引入新力量破冰很重要，能接得住被引入的新力量更为重要。

公元前209年仲夏，刘邦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从亭长沦为通缉犯，从通缉犯蜕变为百人小队长，从百人小队长成长为“沛公”，这里面既有时代的客观因素，更有刘邦精准射书（宣传攻势）、矛盾转移（针对县令）、身份塑造（沛公）、资源整合（用萧曹）这一些列主观层面的关键性操作。

如果让历史照进现实，那么我们会发现：客观和主观之间的界限更多的时候都是模糊的，而且往往都是主观才是主动论，客观通常都是从动论。

司马光虽然一如既往地继承了司马迁所开创的“天命叙事”之春秋笔法，但却也将其纳入了“以史为鉴，资于治道”的历史正轨。也许，诸如《马斯克传》这类海外的名人传记也偷师司马光校正后的“天命叙事”与“春秋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