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暗流（1/2）

收到通知函的那个晚上，刘致远失眠了。

阁楼里闷热，狭小的窗户透进来的风也带着白日未散的暑气。远处火车偶尔传来的汽笛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悠长而清晰。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望着被街灯余光映得微亮的天花板，脑海里反复预演着明天可能面对的情景。

通知函上的字句很简单，公事公办的口吻，但他却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分量。这不是街坊邻居间的闲聊，也不是向周伯通那样的长者倾诉，这是要向“组织”陈述，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记录在案，成为某种判断的依据。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比面对李建国时的直接压迫更甚。李建国的恶是具体的，可以反抗的；而这种来自“组织”的审视，则是抽象的、弥漫性的，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他反复斟酌着要说的话。诉苦？没必要，也不明智。博取同情？更不是他的性格。他需要的是清晰地呈现事实，有理有据地说明“古城”牌受到的打压，以及李建国等人行为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同时，他也不能显得过于咄咄逼人，毕竟，轻工协会还是一个官方背景的机构，他面对的工作组代表的是上级的整顿力量，而非他个人的复仇工具。

他想到了那份关键的检验报告复印件，想到了周伯通提醒的“实事求是”，想到了赵叔说的“心里有杆秤”。思绪渐渐清晰起来。他决定，不主动提及那个神秘的送信人，除非工作组问起。毕竟，这件事太过蹊跷，他自己都弄不明白，贸然说出，反而可能节外生枝。如果问起证据来源，他就说是自己想办法从检验所弄到的副本——这虽然不完全真实，但至少避免了将那个未知的因素牵扯进来。

窗外的天色由墨黑转为灰白，远处传来了早起清洁工扫街的“沙沙”声。刘致远索性坐起身，揉了揉发涩的双眼。既然睡不着，就不睡了。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怕吵醒外面店堂里搭铺的老王。用凉水洗了把脸，冰冷的感觉让他精神一振。他换上了一件中山装。

当他穿戴整齐走出小店时，老王和阿芳都已经起来了。老王正在卸门板，看到他，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这么早？穿这么精神干啥，又不是去相亲。”话虽这么说，他眼里还是流露出关切。

阿芳正在灶台边忙着熬粥，看见刘致远这身打扮，目光微微停留了一下，随即低下头，轻声说：“致远哥，吃了早饭再去吧，粥马上就好了。”

“不了，”刘致远摇摇头，心里有点暖，又有点莫名的酸楚，“时间还早，我走过去，路上买两个馒头就行。店里有你们，我放心。”

他看了看这间浸润着自己心血的小店，看了看面前这两位在风雨飘摇中始终坚守的伙伴，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今天，他不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他们，为了“古城”这个牌子去说话的。

清晨的老街开始苏醒，早点摊子冒着热气，上班的人们骑着自行车叮铃铃地掠过。刘致远混在人群中，步子迈得沉稳，但手心却微微出汗。工作组驻地设在区政府的招待所，离老街不算太远，但他却觉得这条路格外漫长。

区政府招待所是一栋三层的苏式建筑，红砖墙，拱形窗，带着某种庄严肃穆的气息。门口有传达室，需要登记核实身份。说明来意后，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了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陈设简单，一张绿色的长条桌，几把木头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和标语。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油墨的味道。已经有两个人坐在里面了。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干部，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戴着黑框眼镜，面容严肃，手里拿着笔和笔记本。另一位年轻些，像是记录员。

“是刘致远同志吧？”中年干部抬起头，目光透过镜片打量着他，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请坐。我姓陈，是工作组的副组长。这位是小李。”

“陈组长，李同志。”刘致远依言在对面坐下，身体微微前倾，保持着恭敬但不卑微的姿态。

“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古城’牌肥皂在与区轻工协会接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情况。”陈组长开门见山，没有什么寒暄，“希望你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问题。不要有顾虑，我们工作组下来，就是为了搞清楚情况，纠正错误的。”

刘致远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开始叙述。他从李建国第一次来店里，看似鼓励实则施压要求加入协会和名录说起，讲到后续多次沟通中对方态度的微妙变化，讲到那份合格的检验报告如何被以各种理由扣押不予公布，讲到“丽华”肥皂如何凭借关系进入国营渠道，而“古城”牌则被无形排挤，销路受阻，经营陷入困境。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缓，避免使用过于情绪化的词语，而是侧重于陈述事实和时间节点。他提到了因此造成的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甚至提到了老王一度情绪激动想要采取极端手段，以此来说明李建国等人的行为对社会稳定也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

在叙述过程中，他留意着陈组长的表情。对方始终很平静，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句，或者插话问一两个细节问题，比如“当时李建国具体是怎么说的？”“扣押检验报告，是口头通知还是书面形式？”“‘丽华’肥皂的质量问题，你有具体的证据或者了解情况的渠道吗？”

当问到检验报告时，刘致远心里紧了一下，但面上不动声色，按照想好的说辞回答：“报告我当时心里不服，托了点儿关系，从检验所那边另外弄了一份副本。”他避开了具体是谁帮忙，只说“托了关系”。

陈组长抬眼看了他一下，目光似乎锐利了一瞬，但没再追问，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刘致远又讲了后来市调组介入，以及李建国被带走调查的情况。最后，他总结道：“陈组长，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告谁的状，或者要求什么特别的补偿。我只是觉得，做生意，搞生产，应该有个公平的环境。‘古城’牌我不敢说做得有多好，但用料、工艺，都对得起良心。我们只想本本分分地把东西做好，卖给需要的人，养活店里的几个人。李副秘书长他们的做法，实在是让人没法安心做事。”

他说完了，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陈组长合上笔记本，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刘致远，语气比刚才缓和了一些：“刘致远同志，你反映的情况，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工作组会认真核实。李建国同志的问题，组织上一定会严肃处理，给广大受到影响的商户一个交代。这也体现了我们上级部门整顿行业风气、规范市场秩序的决心。”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至于‘古城’牌，你的想法是对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于产品质量和市场信誉。这次事件，对你们来说是一次挫折，也可能是一次机遇。希望你们能吸取教训，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营管理，开拓市场上。只要东西好，服务好，我相信，市场和消费者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既有对过去错误的否定，也有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是标准的官方口吻。刘致远听不出太多个人倾向，但也挑不出毛病。他连忙点头：“是，陈组长说的是。我们一定努力。”

“嗯，”陈组长站起身，表示谈话结束，“今天就到这里吧。如果后续还有需要了解的情况，我们会再联系你。你也随时可以向工作组反映问题。”

“好的，谢谢陈组长，谢谢李同志。”刘致远也站起身，微微鞠躬，然后退出了会议室。

走出招待所大门，外面阳光刺眼。刘致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水微微浸湿。这次谈话，比他预想的要平静，但也更让他感到一种深不可测。陈组长那双透过镜片审视的眼睛，似乎能看透很多东西。他对自己关于检验报告来源的说辞，是相信了，还是心存疑虑？他没有追问，是觉得不重要，还是暂时按下不表？

这些疑问，像小虫子一样在他心里钻来钻去，让他无法完全放松。

回到店里，已是中午。老王和阿芳立刻围了上来。

“怎么样？他们没为难你吧？”老王急切地问。

阿芳没说话，但眼神里的关切几乎要溢出来。

“没事，”刘致远脱下中山装，挂好，换上平常穿的旧衣服，“就是问了问情况，我都照实说了。”他把谈话的大致内容复述了一遍，省略了自己关于检验报告来源的那点不安。

老王听了，一拍大腿：“这就对了，把李建国那龟孙干的缺德事都给他抖落出来，看他们还怎么包庇。”

阿芳则细心些，轻声问：“那……工作组那边，对咱们以后，有没有什么说法？”

刘致远摇了摇头：“官面上的话，鼓励咱们好好干，把质量搞好。”他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思索的神情，“不过，他们说得也没错。李建国倒了，不等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老王，下午你去趟肥皂厂，跟老师傅们再碰碰头，看看我之前提的改进配方的事儿，有没有可能试试。阿芳，你把我之前画的那个简单的传单草图再改改，字写得大点，清楚点，重点突出咱们肥皂去污力强、不伤手的特点。”

两人见刘致远已经有了明确的打算，都点头应下，各自忙去了。

刘致远坐在柜台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心里却不像表面那么平静。工作组的谈话，像是一道分水岭，标志着李建国时代的彻底终结，但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更加不确定的阶段。权力的阴影暂时退去，但市场的残酷竞争并不会因此消失。他提出的改进产品和开拓销路的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每一步都充满艰难。改进配方需要钱，需要技术，甚至可能需要添置新设备；印发传单、搞推广也需要成本，而且效果如何，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这点刚刚恢复些许元气的家底，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而且，那个神秘的送信人，始终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工作组没有追问，是幸运，但也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或者这股力量，隐藏得比想象中更深。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刘致远正在核对账本，计算着能动用多少资金来尝试改进工艺，店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他抬头，看见一个穿着邮局制服，戴着帽子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刘致远老板在吗？有他的信。”年轻人扬了扬手里的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就是。”刘致远有些疑惑地站起身。平时店里往来多是货款单据，很少收到私人信件。

接过信封，上面没有寄信人地址，只写着“致远百货 刘致远 亲启”，字迹是那种很常见的、略带潦草的钢笔字。他谢过邮递员，等人走了，才撕开封口。

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裁剪下来的报纸。是几天前的《古城日报》，第二版的下方，用红笔圈出了一则不大的报道。报道的标题是：《市轻工局调研组完成对古城区的初步调研，指出行业协会管理存在漏洞，将推动规范化建设》。

这则消息刘致远之前也隐约听说过，但没太留意。此刻被人特意剪下来寄给他，是什么意思？他的目光落在被红笔圈出的几行字上：

“……调研组组长韩卫东同志强调，在搞活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市场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的监管，防止其成为个别人员以权谋私的工具，要切实保护守法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段话，读起来像是官方通稿，但在此刻的刘致远看来，却别有深意。这像是在回应他之前在工作组的谈话，又像是在给他某种暗示或者承诺？

是谁寄来的？周伯通？赵叔？还是……那个神秘的送信人？

他翻来覆去地看着信封和剪报，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但一无所获。这封信，就像之前那晚窗口递进来的材料一样，来得突兀，毫无痕迹。

刘致远的心，再次提了起来。这种被人暗中观察，甚至可能被暗中引导的感觉，让他非常不舒服。对方似乎总是在关键时刻，用这种隐晦的方式，给他传递信息，或者施加影响。他就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虽然暂时脱离了险境，却依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知道执棋者是谁，更不知道下一步会被推向何方。

他将剪报紧紧攥在手里，眉头深锁。

李建国倒台带来的短暂轻松感，此刻已经荡然无存。明处的威胁消失了，但暗处的迷雾却更加浓重。前方的路，似乎清晰了一些，却又布满了新的、看不见的荆棘。

“古城”牌的未来，他刘致远的未来，依然在风雨中飘摇，而这次，他甚至看不清风从哪里来，雨往何处下。

那张被红笔圈阅过的报纸剪报，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刘致远的心上。他将其小心地锁进柜台抽屉的最深处，可那份无形的灼热感却无法隔绝，日夜炙烤着他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