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5章 权宜之盟（1/2）

武昌的谈判，在最初的激烈交锋后，转入了更为繁琐却也更为关键的细节磋商。军政部、军令部的办公室里，灯火常常通明至深夜。于凤至、伍豪先生以及桂系的代表等人，与中央方面的几位大员，就番号、防区、补给、指挥权限等具体问题，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拉锯战。

每一份文件的字句，都牵扯着巨大的利益和未来的格局。

于凤至据理力争，她不再仅仅代表辽西，更是联合了伍豪先生等人，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集团。她反复强调敌后战场的重要性，以及给予敌后武装合法地位和必要补给对于长期抗战的战略意义。

在一次关于补给标准的会议上，面对中央方面试图压低补给标准的提议，于凤至毫不退让：“我们在敌后，每一颗子弹，每一片药，都要用血去换！如果连最低限度的补给都无法保证，让将士们如何与装备精良的敌人周旋？难道要他们赤手空拳去战斗吗？这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人心向背的问题！若因补给不公而寒了前线将士之心，这‘团结’二字，从何谈起？”

伍豪先生在一旁适时补充，语气平和却分量十足：“我军在华北，官兵待遇远低于某些标准，仍能坚持作战，靠的是信仰和民众支持。但若能有基本保障，必能发挥更大作用，牵制更多敌军。于夫人所言极是，公平的补给，是团结的基石之一。”

面对这样的联合施压，以及南方日益恶化的战报，最高当局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他知道，再僵持下去，不仅谈判可能破裂，他在国内外的声望也将遭受重创。

数日后，一份经过反复磨勘的暂行方案终于出炉。方案明确：

1. 承认并授予几支主要敌后抗日武装正式番号，划定了相应作战区域，承诺按一定标准给予部分粮饷弹药补给。

2. 成立带有协商性质的最高国防咨询机构，吸纳各方代表参与，负责咨询审议重大抗战决策。

3. 公开重申抗战国策，谴责任何形式的投降妥协言论。

这无疑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最高当局保住了最终决定权，但也不得不给予各方一定的合法地位和极其有限的“名分”与物资。各方势力则初步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正名”和一点点实质性的支持，尽管远远不够，但总算打开了缺口。尤其对于深处敌后的力量而言，这纸文书的意义，更多在于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未来争取更多资源的依据。

在于凤至和伍豪先生等人看来，这仅仅是第一步，远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目标，但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这已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它为后续更深度的合作，奠定了一个脆弱却必不可少的基础。

协议初步达成的消息传开，在国内激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反响，被视为抗战走向真正联合的标志性事件。

然而，就在这份“团结”协议墨迹未干之际，来自南方的最终噩耗，如同冰水般浇灭了刚刚升起的一丝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