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成本与价值（2/2）

“……综上所述，”负责讲解的李建国语气平稳，“我们认为，在满足任务基本科学目标和一年寿命的前提下，通过上述系统级设计，完全可以采用较低等级的元器件，从而将总成本控制在……这个水平。”他指向投影幕布上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比阿米尔小组的估算，低了将近百分之四十。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质疑声四起。

“工业级器件能在深空辐射环境下工作满一年？数据支持呢？”

“软件容错？星上计算资源够吗？算法经过验证了吗？”

“国产器件？有空间应用经历吗？质量一致性如何保证？”

提问的多是留学生，问题尖锐。连一些中国学生也面露疑虑。

李建国和他的组员显然早有准备，不慌不忙，调出一页页仿真数据、地面试验结果、同类商用器件在轨统计、以及国内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一致性报告。他们承认，单看任何一个部件，指标都不如“高帅富”的航天级产品，但他们用详实的数据和逻辑，论证了在系统层面，通过设计弥补，完全可以达到任务要求。

“可是，这增加了设计复杂度，引入了新的风险！”一个欧洲留学生坚持道。

“是的，”李建国坦然承认，“任何设计都有风险。用高价部件，风险可能在于单点失效和供应链；用我们的方案，风险在于系统设计和验证的充分性。我们的选择是，将成本压力转化为设计智慧和验证投入。我们认为，后者在当前条件下，是更可控、也更可持续的路径。”

陈教授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才轻轻敲了敲讲台。教室里安静下来。

“同学们，”他推了推眼镜，目光扫过全场，“航天工程，从来不是简单的‘最好部件’的堆砌。它是一门在多重苛刻约束（质量、体积、功耗、成本、进度、可靠性……）下，寻找最优平衡点的艺术。很多时候，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最合适’的方案。”

他走到李建国小组的方案前，指了指那个刺眼的低成本数字：“这个方案，大胆，甚至有些‘激进’。但它体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工程思维——设计权衡（design trade-off）。他们不是在简单地选用‘便宜货’，而是在深刻理解任务本质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主动地进行系统架构创新，用智慧和努力，去弥补元器件本身的‘不足’，从而在整体上达成目标。”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深远：“我们国家搞航天，起步的时候，要什么没什么。怎么办？等？靠？要？都没有。只能自己动手，用有限的、甚至是落后的东西，去干先进的事。逼着我们学会了‘系统优化’，学会了‘土法上马’，学会了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不是寒酸，这是生存的智慧，也是后来追赶乃至超越的底气。”

他转向阿米尔和其他留学生，语气缓和了些：“我不是说，高可靠、高性能的部件不好。相反，它们很重要，代表了技术的巅峰。但巅峰，往往意味着极高的代价。对于绝大多数任务，尤其是探索性的、需要控制成本的任务，学会在‘够用’和‘完美’之间找到那个最佳的平衡点，是更重要的能力。这需要你对技术有更深的理解，对系统有更全局的把握，对风险和成本有更敏锐的嗅觉。”

陈教授最后看向李建国小组：“你们的方案，细节还需要大量打磨，验证更是重中之重。但方向，是有价值的。这次作业，我不只看最终的成本数字，更看你们思考的过程，权衡的依据，和面对约束的创造性。都记下了吗？”

“记下了！” 教室里响起参差不齐的回答，但很多人的眼神已经变了。

阿米尔坐在座位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作业纸的边缘。陈教授的话，李建国小组的方案，像一块石头投入他思维的湖面，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他之前所学的，似乎是“如何建造一座用料最考究、工艺最精湛的宫殿”；而今天看到的，却是“如何在有限的砖石和时间内，搭建一座坚固、实用、能遮风挡雨的房屋”。两者没有绝对的高下，但后者所面临的约束和所需的智慧，似乎……更复杂，也更接地气。

下课后，他罕见地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走到李建国旁边，犹豫了一下，开口问：“那些国产器件的测试数据……能借我看看吗？”

李建国有些意外，随即爽快地点点头：“没问题。不过很多是中文的，你需要翻译吗？”

“我可以学。”阿米尔说，声音不大，但很认真。他想起父亲曾说过，要了解一片沙漠，光看地图不行，得用脚去丈量。要理解一种思维方式，光听理论也不行，得亲手去触碰那些看似“粗糙”的砖石。

窗外，北航校园里的梧桐树叶已经开始泛黄。阿米尔夹着笔记本和那份借来的、充满各种曲线和表格的测试报告，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秋风带着凉意，吹动他手中的纸张哗哗作响。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曲线，不再只是枯燥的技术参数，仿佛变成了一把钥匙，一把可能打开一扇名为“另一种可能性”大门的钥匙。

成本与价值，最优与合适，部件与系统……这些概念在他脑中盘旋、碰撞。他知道，自己距离真正理解并掌握这种思维方式还很远，但至少，那扇门，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透进了些许不同的光。

而真正的工程实践，那些冰冷的元器件、复杂的代码、严苛的测试，还在前方等待着他。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但或许，会通向一个更广阔、也更真实的工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