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东风计划1（2/2）

“首先是项目立项和预算环节。这需要能在高层，特别是计委、外贸部、对外经委这些部门有关系的人，把一些实际需求不大、或者可以虚报数量的项目塞进援助计划，或者把实际预算做高。刘建国在计委，主要就是负责这个环节。他会利用审批权限，对一些项目的物资清单、技术要求、预算金额进行‘技术性调整’，留下操作空间。”

“其次是采购环节。”

吴启明继续说，“项目批了，钱和指标下来了，就要采购。这里面的门道最多。可以通过关联公司，以次充好，抬高价格；可以伪造合同，虚构采购；可以把国内普通的、甚至积压的物资，包装成‘特供’、‘进口’的紧俏货，高价卖给援助项目。

我在外贸局，就负责联系境外‘合作’公司——大多是香港或东南亚的皮包公司，走账、洗钱、伪造进出口单据。比如，一批实际价值十万的农机，报成十五万，多出来的五万，就通过境外公司走一圈，变成‘合法利润’或者‘佣金’，再分掉。”

“然后是运输和仓储环节。”吴启明喘了口气，

“援助物资的运输，特别是海运，环节多，损耗难以精确计算。‘码头张’那样的人，就负责在运输过程中做手脚，谎报损耗、偷梁换柱，或者干脆把整批货‘漂没’。还有仓库保管，以‘保管不善’、‘自然损耗’名义核销物资，实际拉出去卖了。”

“最后是项目执行和验收环节。”

吴启明的声音低了下去，“援助项目在国外，天高皇帝远。派出去的项目组，如果是‘自己人’，可以在当地虚报工程量、夸大难度，套取额外经费；或者与受援国腐败官员勾结，以次充好，共同分赃。验收的时候，走个过场，出具虚假的验收报告，就算完成了。”

他抬起头，看着易瑞东等人：

“这几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有具体负责的人，单线联系，互相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和具体操作，只对上一级负责。资金和物资的流转，也通过多个离岸账户和皮包公司反复倒手，很难追查。我估计，这几年，通过这个‘东风计划’流失的国家资产……是个天文数字。”

审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吴启明粗重的呼吸声，和李副主任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涉及哪些具体的援助项目？”易瑞东问，他需要具体的切入点。

“我知道的有几个。”吴启明回忆道，

“五五年援助北非某国的‘友谊农场’项目，农机和化肥被大量替换、倒卖；五六年援助东南亚某国的‘红星纺织厂’项目，设备和原料采购价格虚高近一倍；去年，援助东欧某国的‘技术培训’项目，实际派出的专家水平和数量都严重缩水，经费被挪用……其他的，刘建国可能知道更多，他是计委的，经手的项目多。”

“人员呢？除了刘建国、你、码头张，还有哪些核心人员？那个‘教授’是谁？在北京，还有哪些人？”孙副处长追问。

“具体的人名，我知道的不多，都是代号。”

吴启明说，“刘建国是我的直接上级，代号‘掌柜’。码头张代号‘船夫’。外贸部那边，有个代号‘眼镜’的处长，负责部分项目审批和协调境外公司。在境外，香港有个代号‘银狐’的，负责洗钱和销赃。上海那边，‘教授’是总负责人，但我没见过，只知道他能量很大，据说以前是留洋的专家，在学术界和经贸系统都有很深的人脉。他手下有个代号‘白手套’的，具体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资金和物资运作。北京这边……可能还有人，但刘建国没跟我说过，可能是更高级别的‘保护伞’，或者‘教授’直接联系。”

“怎么联系？资金和指令怎么传递？”

“主要是通过密写信件和加密电报。信件用特定的化学药水书写，表面看是普通家信或者商业信函，用特殊药水涂抹才会显影。电报有专门的密码本，每次用完就销毁。见面的地点不固定，有时在茶馆，有时在公园，有时甚至在医院的候诊室。钱和物资的转移，通过多个银行账户和运输公司接力，每次经手人都不同。”

“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说的这些？”易瑞东盯着他。吴启明的供述很详细，很震撼，但如果没有证据，就只是口供。

吴启明沉默了很久，才艰难道：“我……我留了一手。我和‘教授’、‘银狐’之间的几次重要加密电报的底稿，我没有完全销毁。我用微型相机拍了照，底片藏在我家书房那本《资治通鉴》第二卷的书脊夹层里。还有，我给‘银狐’在香港的瑞士银行账户转账的几笔记录，我也偷偷复印了，藏在办公室暖气片后面的墙壁里，用油纸包着。这些……应该能证明部分资金流向，也能通过电报密码，追查其他联系人。”

“还有，”他补充道，“刘建国应该也有类似的东西。他比我更谨慎，但也更怕死。他可能藏了更关键的证据，比如‘教授’的亲笔指令，或者更高层人员的批示复印件。你们可以再好好审审他，或者……搜搜他家里，他办公室，或者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安全屋’。”

审讯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吴启明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他知道的关于“东风计划”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涉案项目、资金流向、人员代号，尽可能详细地交代出来。记录员换了三个，笔录写了厚厚一沓。

当吴启明被带下去时，他已经彻底虚脱，几乎是被架着走的。

审讯室里，易瑞东、李副主任、孙副处长，以及旁听的老陈、小刘等人，谁都没有立刻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凝重和震惊。

“如果吴启明说的是真的，”李副主任掐灭了不知道第几根烟，声音沙哑，“那这就不是一起简单的经济犯罪，而是……一条附着在国家对外援助动脉上，疯狂吸血的巨大蛀虫！其危害性，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对国家声誉、外交战略的严重破坏！”

“必须立刻向中央汇报！”

孙副处长斩钉截铁，“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北京市，甚至超出了公安部、中纪委的管辖范围！涉及对外援助、国家机密、境外势力……必须由中央专案组来办！”

易瑞东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感到肩上的压力，骤然增加了千万倍。但同时，一种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油然而生。

他们无意中挖到的，可能是一个关乎国本的大案。

“李主任，孙处长，”易瑞东开口，声音沉稳，

“我建议，立即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保密，今天审讯的内容，仅限于在场人员知晓，严禁外泄。第二，立即派人，秘密取回吴启明藏匿的电报底片和转账记录。第三，对刘建国进行新一轮高强度审讯，重点突破他手里可能藏有的更核心证据。第四，对吴启明供述中提到的‘眼镜’、‘白手套’、‘银狐’等代号人物，以及涉及的具体援助项目，启动秘密调查。第五，也是最关键的——立即整理详细报告，由您二位亲自向市委、并向中央有关领导汇报，请求指示和支援。”

“同意！”李副主任和孙副处长同时点头。